苏浙沪三省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这句话作了最好的验证。虽然三者所处地域不同，经济基础有别，但在他们发展的背后，都有着积极的文化动因。经济与文化共谋互动，相互共栖融合已经成为他们发展的突出特点。
正是依靠“文化力”的注入，吴越地区才具有了“核心竞争力”，使得经济力得以提升，在基本条件大致相同的现实背景下，取得了快于别人发展的优势。
以利和义的重商文化
江浙沪以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而著称。
距离宁波20多公里的余姚，早在6000多年，先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先进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战国，吴越争霸，太湖流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南京一带的建邺城更是闻名全国的繁华都市。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接力赛中，这里的城市轮番领跑，携手构成了繁荣的吴越文化。而自宋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中心加快南移，从那时起，长江三角洲就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并且从明清开始，长期主导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弗朗西斯 福山认为，文化因素和经济生活密不可分，一些地方经济发展迅速，光从纯经济角度是很难找到答案的。依据他的分析框架，任何经济体都存在着三种资本：经济资本、人的资本和社会资本。人的资本即人的技能与知识，社会资本则是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去合作的能力。社会资本不像人的资本可以从理性的投资决策中获得，其积累往往是一个神秘的文化过程。
根据这一理论，江浙沪的迅猛发展与他们的社会资本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是文化优势带来了经济优势。
专家指出，无论是上海兼收并蓄的海派文化，江苏含蓄温和的吴文化还是浙江激越奋进的越文化，都属于传统的吴越文化，含有商业文化的基因，其突出特点是“重商观念深入民心，缙绅以货殖为急”。以全国争相学习的温州为例，这里是吴越地区商业文化体现的最为明显的地域。而这种重商文化的形成，不仅受地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
温州土地资源十分匮乏，人均耕地不足3分，史书记载：“温居涂泥之卤，土薄难植，民勤于力而以力胜。”在传统的“农耕经济”时代，这里的土地养活不了这一方人，生存环境迫使温州人必须突破“重本轻末”的传统观念，到温州以外的地方去获取资源，纷纷走上了经商之路。
经济发展窘迫的环境只是外在的因素，穷则思变并不是必然的。为生活所迫走上经商之路的温州人之所以能够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取得成功，得益于“永嘉学派”的影响和熏染。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理学相对峙的文化思想流派，其倡导的“事功之学”对吴越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思想是，反对空谈性理，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表示应“以利和义”，而不是“以义抑利”。从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出发，“永嘉学派”批判了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四民（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认为应该“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大力发展工商业。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强民。
“永嘉学派”及其“事功之学”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人的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这种渗透在温州人骨髓里的“文化遗传”，不仅奠定了特质鲜明的吴越文化精神，同时又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经济的发展演进轨迹和制度创新模式，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重视工商的传统文化烙印。正因为有了根植于温州人骨髓里的这种“商人基因”，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条件，就勃发为一种经济现象。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就发端于这种“草根层”的创业冲动，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亲帮亲，邻帮邻，很快形成了势不可挡的商品经济大潮。他们认定一个理：市场是衣食父母，利润是终极目标。无论遇到什么风浪，总是以商人的眼光进行价值判断和取向，这是“温州模式”能够几十年不倒的奥秘所在。
循此，我们就不难破解浙江经济迅速发展背后的文化动因。这种动因或许与浙江“善进取、急图利”、“经世致用”的价值观紧密相关，或许与“义利并存、工商为本”的学术传统一脉相承；循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全国不少地方都学“温州模式”，却收效甚微。
文经并重的兴旺之道
有人说，“19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的世纪；20世纪是经济发展的世纪；21世纪是以文化建立新时代的世纪。”
在浙江采访时，杭州的同行向记者讲述了一个以文化建立新时代的生动例子。
1997年，韩国遭遇了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然而，依靠大力发展文化这个战略产业，仅仅不到5年，韩国再次崛起，1999年，其经济增长反弹至10%，后虽有下降，但在疲软的世界经济中，依然不失为一个亮点。
不仅如此，韩国文化产业犹如一条泥鳅，将其整体经济的“鱼盆”都搅动得活跃起来。如，网络游戏产业带动韩国的宽带网络普及率在世界遥遥领先，并直接促进了电子商务在其他领域的发展；一种新的、注重设计的创新文化渗透到各个产业，逐渐把“韩国制造”推向“韩国创作”。“韩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
韩国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基于从政府到产业对其战略意义的共识，一步一步地设计、促进、推进而成功的。韩国的再崛起说明，在信息时代，文化已经成为发展核心。在某种具体条件下，文化产业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而且这种核心推动力是可以通过政府和业界有意识地共同努力来实现的。
或许聪明的浙江人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们说，“脱离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文经并重才是兴旺之道。没有了知识和文化，生活将不再精彩。”去年，浙江召开了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与往年不同的是，会议规格特别地高，人员也到的特别地齐。几乎所有在职的省级领导、省委常委都出席了会议，各地、市、县（区）的一把手、宣传部长、分管市长也都参加了会议，规格之高、重视程度之切创历史之最，在全国少见。
“昨天的文化是今天的经济，”这是苏南人常说的一句话。一个生动的事例证明了这一论点。目前，台商投资内地的40%在江苏，而这40%里的80%又在苏州。问及台商为何看准苏州？台商直言不讳：这里社会治安好，文化底蕴深厚，人的素质高。苏州新区负责人在向记者介绍招商成功的经验时，也不无自豪地说：“对于那些在长三角投资的企业来说，人文环境绝对是他们当初看重的一个要素。良好的人文精神＝低风险。”
的确，江苏今天的经济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确实得益于对文化的重视和开发。事实证明，没有古代名人的积累，就没有近现代江苏作家群的兴起；没有古代紫砂艺术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宜兴紫砂产业的崛起；没有古代能工巧匠的刺绣手艺，就没有现代江苏苏绣、云锦及纺织业的兴旺。这些都有昨天文化的影响。
正是认识到了文化的巨大价值，长三角城市间的区域竞争正由过去的“拼资源”转向“拼文化”。
梁山伯和祝英台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1700年后，他们的原籍、爱情故事和葬身之地竟被后人如此争来争去。凭着1997年发掘的一座晋代墓葬，宁波人从众多志书记载中，率先宣布“宁波是梁祝故事发源地之说”。他们先是建造梁祝文化公园，不久前又花费660万元举办了中国梁祝婚俗节；而宁波周边的上虞县也不示弱，认为英台故里是在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因而发出了“把梁祝请回娘家”的呼吁，甚至改编、重排了传统越剧《梁祝》，在布景设置中增加了上虞景点。
其他还有无锡与苏州争夺太湖，相城、昆山抢夺“阳澄湖”等，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何看待长三角中的“文化”之争呢？区域经济专家单强认为，这种争夺的实质是各地区核心竞争力之争，即各地支柱产业自主知识产权之间的竞争。江浙地区同宗同根的吴越文化上千年来相互交融，已经难分彼此，在有限的文化品牌资源中一争高低，就成为走出粗放型竞争的必然。
文化力提升经济力
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仅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诠释不了江浙经济快速发展的谜底。
因为若论文化底蕴深厚，江浙不及陕西、河南等省份。江浙人的精明在于把“文化力”的内核注入到经济的结构中去，并用文化的外表去“包装”经济，使文化与经济共谋互动，共栖共生，以文化力不断抬升经济的品位和价值。
文化力启动经济力，吴越地区获利了迅猛发展。
比如，浙江人总喜欢“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柑橘节、杨梅节、毛竹节、丝绸节……，你能说杭州唐装、黄岩蜜桔、奉化盘桃、安吉毛竹不是文化的吗？仅一次“不经意”的APEC会议，就给浙江丝绸带来20多亿美圆之巨的经济收益。无怪乎浙江的节庆有200个之多，居全国之最，其背后隐藏的不正是经济吗？ 一个个产品是如此，一座座城市也是如此。乌镇、南浔、织里、西塘、绍兴、临海、杭州……，“经营城市”的理念已并非简单的房地产开发，级差地租的收取，“水泥森林”的堆积，而是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生态绿化的规划建设，文化教育产业的拓展等更为复杂、更为深奥的内容。在这样的理念下，于是有了乌镇、南浔、西塘等“江南水乡”的韵味，有了临海“江南长城”的复古，有了绍兴、杭州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兴盛……，也有了旅游业带来的成百上千万元的收入，以及由其凝聚起的“人气”和经济景气度。
“经济的背后是文化，反之文化的动力在经济”。在物质力大同小异的今天，经济必须“文化”化，同样，文化也必须“经济”化（产业化）。如今，这个观点不仅已被越来越多的江浙人所接受，而且正在被运用于实践之中。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花建认为，放眼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盛，有赖于一个或者几个大城市群的兴起。它们不仅是强劲的“经济增长极”，也应该是活力澎湃的“文化核心圈”，只有如此，这些城市群才能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位于我国沿海开放带和长江经济带的T型结合部，构成了“外通大洋、内联腹地”的战略枢纽点和中国第一、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它要进一步发展成为文化核心圈，不但要依靠经济的增长，更要利用文化形态上的丰富性，体制改革上的互补性，制度创新上的多向性，形成文化协调发展的巨大活力。
从历史遗产和文化形态上看，长三角地区不可谓不丰富。古老的石头城早在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就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繁荣的城市；当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苏州和杭州则发育成为闻名遐迩的风景名胜城市。1421年后宁波逐步成为东方之港，上海则后来居上，在开埠后100多年里，崛起为中国近代的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鸟瞰“长三角”，古都、名胜、海港、园林、商埠，大江、险峰、丽湖，名校、大厂，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如此的丰富多彩，形成了一个世所罕见的文化资源圈。
从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上看，90年代以来，长三角各城市多向度开拓、多层次探索，激活了各类资源，又为区域性的文化协调发展，创造了更为深层意义上的互补空间。如近年来长三角的文化节庆就各具特色：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以政府为主导，重心在打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电视节、上海旅游节等大型国际节庆。而江苏则利用昆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等机会，建设起“中国昆剧艺术节”、“常熟中国服装博览会”、“江苏省农民艺术节”等一批节庆亮点，可谓厚积薄发；至于百花齐放的浙江文化节庆，每年超过了100个，如杭州的西湖博览会、海宁的国际观潮节、建德市的新安江之夏、舟山的国际沙雕节等，吸引了大量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源投入。
历史上的“长三角”，本来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区域。但是受传统体制框架的制约和影响，很大程度上，行政条线代替了经济区域，垂直管理代替了横向组合，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使文化力没有很好地启动经济的发展。鉴于这一问题，长三角地区正在高擎“区域性文化协调发展”的旗帜，以文化力来牵引和加速长三角的崛起。主要思路是：
宏观上，以体制创新作为突破口，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大城市群的强大文化合力。借鉴国际上跨地区举办大型文化节庆的经验，让江、浙、沪的城市联办大型文化节庆，开幕式在此地，闭幕式在彼地，高潮戏共同参与，还可以把异地的文化节庆串连起来，将二省一市商旅文经的市场打通，加快客流、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运转。
微观上，分层突破，放开竞争，推动项目、院线、市场、信息、人才等的市场化配置。如大型会展活动、大型文艺创作、文化街区改造等，可以有选择地通过招标，让15个城市的国有、民营、合资单位，进行跨省市的竞争与合作。更要面对全球性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竞争，让15个大中小城市，以平等的文化协商机制为抓手，逐步形成长远的协调发展大战略，各显所长，以整体的实力参与国内外的文化竞争。
“昨天的文化是今天的经济。”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长三角文化的融合发展，必将为明天经济的腾飞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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