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而进入清华大学以后，成绩却一落千丈，这沉重地打击了他的自信心。
戚柯的妈妈詹女士告诉记者，后来她突然收到戚柯的一封来信，信中的内容让全家感到寝食不安。戚柯打算休学一年回家养病，在信中，他谈到了死亡，谈到了结束生命。
詹女士说，其实这已是抑郁症初期的表现。
不当“书呆子”滑进“龙尾”
在清华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戚柯为了摆脱“书呆子”形象，试图全面培养自己的“素质”，不断地参加各类社会活动。
然而，清华严谨的治学风气，考试难度较大的课程设置，很快击碎了戚柯培养“素质”的梦想。
大一下学期，戚柯成绩明显下滑，全班29名同学，他的成绩排在第28名，并出现了学科成绩不及格的现象。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而此时却要耍“龙尾”，沉重地打击了戚柯的自信心，也让他第一次感到没有了尊严。
突如其来的打击，给戚柯的心理带来了阴影。内心焦急，加上水土不服，他经常发烧感冒，晚上常常睡不安寝。
直到1996年5月的一天，他才给母亲打电话，说去看过学校的心理指导老师，但每天晚上还是睡不着，并开始服用安眠药来提高自己的睡眠质量。
温室花朵反感“有毒的爱”
此后，戚柯一直处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之下。
5年的本科学习时间结束之后，戚柯因学分未修满而推迟一年毕业。在清华就读的最后一年时间，他给家里写的信特别多，并开始在信中抱怨父母长期以来对自己的管束，甚至入大学以后，也脱离不了父母的“遥控”。他在信中写道：
多年以来，你们粗暴蛮横的教育方式，使我自幼以来对你们在情绪上形成了坚强的抵触以及在心灵中留下了许多黑色的回忆。
一个人受一两次委屈并不要紧，每天被人误解还要认为对方有道理，这个人就不正常，而中国文化就把这种不正常的心理列为“孝”道，实在是扭曲人性。
我已经离开家庭很多年，但心仍然在家放着，你们的一举一动仍然影响着我，我并不开朗也不乐观，我性非如此，希望你们尊重我的正当权利和应有的尊严，否则我就很痛苦，因为是你们在伤害我。(摘自1999年5月16日给父母的家书)
一名心理医生分析说，中国许多父母从小就不肯让孩子自己学会走路，社会上的任何事情也不让孩子接触，认为这就是对孩子的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爱是有毒的。懂得教育子女的父母应从小就让孩子经受适当的挫折，为他们“种痘”。
他为何从中科院辞职？
2000年7月，戚柯从清华大学毕业了，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对于戚柯来说，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既是新的转机，也是噩梦的开始。
半年之后，戚柯从高能物理研究所出来了。“高能所不要我，还要我写辞职报告，”只要有人问戚柯怎么没找到工作，他总会耿耿于怀地说。
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呢？他自己并不愿意说。母亲好不容易才从戚柯口中打听到一些内情：在一次值班时，戚柯不小心睡着了，结果领导安排下来的总结报告没有写好。
詹女士委屈地告诉记者，戚柯刚从大学毕业，没有什么社会交际能力，也不愿意与人沟通，但单位应该多考虑新员工的实际情况，多给他们一些锻炼的机会。
2006年3月30日，戚柯在高能所时的一名同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高能所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错，同时表示，在2005年再次见到戚柯时，认为他很正常。但他拒绝透露戚柯离开高能所的真正原因。
随后，记者又拨通该所办公室电话，一名蒙姓主任告诉记者，高能所一直有自己的用人制度。蒙主任说，前期戚柯主要从事高能物理相关研究和软件设计工作，后期，他进行过探测器的探测记录与维护工作。
蒙主任说，从戚柯所写的辞职报告中来看，他辞职是因为对计算机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想从事计算机工作，辞职信中还提到不适应北京的生活习惯和气候。
而据记者了解，戚柯在北京生活了7年，所学的专业是相对理论化的高能物理方向，事后，他也多次抱怨高能物理研究所将他赶出来，并从此对社会产生了绝望。
蒙主任与记者交谈中无意说起“魏永康”这个名字，这让记者想起这名同样被高能所赶出来的“神童”。原本是按照硕博连读的培养模式录取，三年之后，魏永康却无情地被高能所赶了出来，硕士学位也无法取得。
詹女士气愤地说：“为何高能物理研究所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负责任，像魏永康这样的学生从小就是按照科学研究人员进行培养的，所学专业的就业面也十分窄，突然把这些学生无情地放到社会，那不是往火坑里推吗？”
6年“迷途”意志消磨殆尽
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试用期间，戚柯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目前，所里没有给我安排具体的工作，按照老师的话说，是在观察考验我们这些新人。来这里已经4个月了，我逐渐地被环境同化，也了解到要在这个科研单位立足，没有博士学位将会很难。
英语学习还在继续，明年10月拿下GRE，应该没什么问题，每天晚上都能学习。(摘自2000年12月7日的家书)
从大学毕业后，亲朋好友又开始帮戚柯策划下一步人生计划——出国、考研。在紧接着的GRE考试中，戚柯并没有获得理想的成绩。身心遭受极度痛苦的戚柯只好南下深圳，听取母亲的劝告，“高能所不要你，可还有很多事情等你去做”。
清华大学的牌子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吸引许多用人单位的目光。在一家台湾老板开设的游戏软件开发公司里，戚柯又开始试用了一段时间，但公司很快发现，戚柯根本就不能胜任这方面的工作。
2002年至2004年期间，戚柯一直在湖南湘潭、深圳、北京等地晃荡。一边接受药物治疗，一边找工作，但高能所留在他心底的结一直没能打开。
清华骄子当起了搬运工
直到2005年，被父亲认为懒惰的戚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既然干不了高等的、体面科研工作，总还应该去养活自己吧。
于是，他放下所谓的架子，决定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4月，他在北京招工中介所花了600元钱，找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他积极性十分高，可没过多久，老板说并不需要这名学历太高的搬运工。2个月打工时间，戚柯获得的工钱是250元。
在此期间，母亲詹女士一直不放心自己的孩子，多次带他去医院治疗心理疾病，并通过多种关系，想为儿子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还再次来到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但均以无效而告终。
戚柯对母亲的“多事”大为恼怒，并坚决不要母亲替他找工作。
从北京回来以后，戚柯跑到湘潭市劳动局，在一家小工厂里当了一名包装工，干了49天之后回到家中，这次又只赚到200多元钱。此后，他还替商场发过传单，但每份工作干的时间都不是很长。
如今，因运动过少，将近30岁的戚柯体态变得臃肿起来。詹女士说，现在惟一能解救自己儿子的是：有好心的人能够给他一个合适的平台，让他重新找回那份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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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魏永康的挫折人生
魏永康刚生下来两三个月时，母亲曾学梅就教儿子识字，还经常读唐诗给儿子听。在母亲的倾心教育下，魏永康从2岁开始，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东方神童”的故事。
1985年，只有2岁的魏永康，掌握了1000多个汉字。4岁时，他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后来连小学也只读了二年级和六年级。1991年10月，仅8岁的魏永康连跳几级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13岁时，魏永康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2000年，17岁的魏永康大学毕业后考入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就读硕博连读研究生。
曾学梅认为，孩子只有专心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于是将家中所有的家务活都包下了，包括给儿子洗衣服、端饭、洗澡、洗脸。
来到北京读书后，魏永康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便执意不要母亲“陪读”，孤身一人北上求学。
身边突然没了母亲的照料，魏永康感到很不适应。由于长期生活不能自理，并且知识结构不适应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模式，2003年8月，已经读了3年研究生的魏永康，被中科院劝退回家。
从中科院退学回家后，魏永康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玩电脑，其间还玩过几次“失踪”。
据悉，经媒体报道后，魏永康已通过了国外某研究所教授的面试，该教授表示，哪怕花十年时间，也要把他培养成才。
专家观点
有毒的爱与有毒的教育
胥青山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记者(下称记)：这位清华学子社会交际能力的低下，对生活挫折的承受能力低，这是带给他压力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抑郁症的重要原因，如何看待应试教育带来的“高分低能”？
胥青山(下称胥)：最近类似的案例很多，如北大生卖肉，南京大学博士乞讨等，这说明我们教育确实出现了问题，而根本原因是出在教育观念上。
“目中无人”的培养模式扼杀了受教育者的人性。许多时候，教育者也无可奈何，在以升学率为指挥棒的教育体系下，造成了许多学生知识结构的畸形，“高分低能”也就并不奇怪。
记：长期以来，家长对孩子严格管教，许多事情都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力，造成了孩子自主能力低下，清华学子的教训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胥：家长总是打着“我是爱你的”口号，一手操纵孩子的一举一动，这种孩子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他一旦踏入社会，就会出现无法与人沟通状况，无法适应快节奏的社会，最终的结果是被社会抛弃，因为他做人的基础并没有打好。
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使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正因为我们的教育中，忽视了做人的教育，而带有太多的功利性，各种考试热就是体现，这种教育是失败的。
记：作为受教育者，从高考独木桥进入大学之后，应怎样面对管理相对轻松的大学环境？
胥：高中与大学是两重天。在高中以前的教育，学生是生活在班主任保姆式管理下，而进入大学以后，管理宽松了许多，更多的是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
从高中到大学，许多学生都在进行转变，去适应大学的环境。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的学生，此时更加感到孤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有人甚至抵挡不住诱惑，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十分可惜。
许多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应尽快地转变角色，正确面对过去的成绩，培养独立生活和学习的能力。
记：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客观存在的现象。应该怎样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胥：清华课业很重，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这更需要学生摆正心态调整好。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更应注意社会工作能力的培养。
就业单位要爱惜人才，要多给刚毕业的学生机会。而在市场条件下的用人机制又是十分灵活的，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虽出自名门，可也应摆正心态，不能以救世主自居，要沉下心脚踏实地的实现人生价值。
本报记者 刘 俊/文
摄影记者 伏志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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