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第16节：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2)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士兵委员会的名称并不是井冈山的首创，在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中就存在，但那些部队仅仅从经济上保护士兵的利益。三湾改编推行的士兵委员会，与其他部队与以往的士兵委员会有根本区别，就是在部队基层以士兵委员会的方式实行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宋任穷、张令彬等老红军在井冈山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士兵委员会在打遂川以前就成立了。它是由选举产生的。首先在党内酝酿（当时党员还是秘密的），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不设什么机关，也没有专职人员，只是遇事在一起开会研究。它的工作，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还是存在的，有的相当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把伙食办好，按时结账分伙食尾子。营、团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放在连里，这是基础。连党代表的职责，一个是党的工作，一个是抓士兵委员会。
那时，没有当过战士的人没有资格参加士兵委员会，更不能当士兵委员会主任。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裁定权，很有权威。红军教导队队长吕赤是陈伯钧失手打死的。陈伯钧很年轻，20岁左右，是个黄埔生。他搞到一支坏了的小手枪，七弄八弄，把枪修好了。张令彬和吕赤等三个人从外面回来，陈伯钧高兴地跑出来汇报：“队长，队长，我把枪修好了。”“砰”的一声，枪走火把队长打死了。当时不少同志要求枪毙陈伯钧，毛泽东同志说，不要吧，是走火打死的，已经打死了一个，还要枪毙一个，那不是少了两个吗？士兵委员会一讨论，同意了，说是不枪毙，手板还是要打，结果打了50手板。这件事发生在1928年3月炎陵县中村。
1956年10月17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组织的座谈会上讲话，回忆了红军初创时期井冈山的历史。他说，当时旧军队的作风，随便打人骂人，随便处罚人，官兵对立，老兵欺负新兵等现象严重存在。军官们虽然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和作风仍然是旧的。在向这种军阀主义斗争中提出，要建立士兵委员会，打人骂人要经过士兵委员会来解决。民主就从这里开始了。战士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士兵的情绪很高。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是极端民主化。但只要讲清道理，克服这个问题也容易。发扬民主后，官兵关系真是密切，部队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有一次主席带着我们一个营，经过桂东，遭土匪伏击，把部队给搞散了。拂晓时，自动全部集合起来，检查一下，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井冈山时才知道，那个担架兵早回山了。
第17节：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3)
井冈山时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推行，铸造了全军上下的主人翁精神，譬如谁违犯纪律，士兵委员会就提出加以纠正，对干部和士兵都一样。井冈山的路是比较狭窄的，有时营长骑的马在路上吃两旁稻子，战士就在背后提醒：“马又吃稻子了。”营长马上回拉紧缰绳。在井冈山，形成了群众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管连长。士兵委员会有个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管理，杜绝了贪污。当时有句口头语，叫做“吃油饼”，意思是贪污了几个钱去买个油饼吃。有了经济民主，吃油饼的现象没有了。在那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民主作风，构筑了井冈山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精神品质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基础。
1965年5月25日下午，在井冈山宾馆115房，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2001年9月2日孙玉衡口述）
那天，毛主席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
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当然，参与闹事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真相，都是可以改变过来的。
解放后，我们的末代皇帝溥仪不是改变过来了，他还到井冈山来过嘛！
毛泽东说到这里笑了，在座的都跟着笑了。紧张的气氛随着笑声一驱而散。
毛泽东笑着说，今天的井冈山比三十八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以后，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灯芯。①（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个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说了那么长时间的话，毛泽东毫无倦意。老人家又拿起一支烟。汪东兴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说：“主席，护士长特别交代，烟不能多抽。”毛泽东只好放下烟，喝了一口浓茶。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第18节：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4)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讲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细细寻思又豁然开朗。
毛泽东的话题再次转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
5月25日下午，王卓超记得毛泽东的情绪激动后有几分忧虑。
那是王卓超一生亲聆毛泽东谈话，相互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约两个多小时。
在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115房间大谈必须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的同一天，5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副题为“促进人民解放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文章。其内容提要：“国务院对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做出决定，国务院决定中指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充分体现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
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刘少奇5月22日签发的“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刊登了5月25日《解放军报》社论：《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阐明取消军衔制度的深远意义，“更好地贯彻毛泽东主席的建军原则，进一步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提到“军衔制度取消后，解放军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一律佩带全红领章，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取消军衔的决定反映了解放军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愿望和要求，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拥护。”
与毛泽东同年出生的宋庆龄，1965年5月25日同一天，在上海给老友王安娜写了一封信，开头是这么一段：“寄上一本溥仪的自传。待该书第二卷出版时，我会记着再给你寄去。书写得不坏，从心理观点来看，非常有趣。人是可以改造的，你没想到吧！”①
人是可以改造的，世界是可以改造的，同一时刻的毛泽东也在思考这一点，他由点及面，想得更多更深……
第19节：毛泽东两首井冈山词的蕴思(1)
毛泽东两首井冈山词的蕴思
1965年5月27日下午，一改数日艳阳普照，天空飘起小雨，细雨润物，滴滴有情，丝丝有意，井冈山宾馆别有一番恬静。毛泽东早就起床了，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散步。甚至连115房间的房门也没有出。老人家在忙什么呢？
管理员林海泉近年回忆，5月27日上午，服务员到115房间清扫主席办公室，一看烟灰缸的烟头真多啊！整个烟缸满满的，比平日多三分之一。老人家彻夜不眠，烟云缭绕，是在考虑什么重大事情，还是在写什么惊世之作？服务员清理字纸篓，发现有一团有墨迹的纸团。展开一看，龙飞凤舞，猜想是毛主席的手迹，她的手都颤抖起来了。这是毛主席不要的吗？要不，怎么会放进字纸篓呢？不对，这是毛主席要的，她看见了毛主席勾勾画画的痕迹。一个比较大的“树”字，这个字写的不草，她认识，被划去，改了一个“路”字，写得比较小，写在旁边。其他的字她还没有来得及读，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走过来，说，这是毛主席写的新诗词，要保留，就拿去了。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新诗词中，为什么“树”换成“路”呢？当时都不知道，也不敢随便对人说。毛泽东下山后，井冈山管理局开座谈会，服务员才把这件事说出来。袁林和孙景玉听刘俊秀传过这首诗，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原来是毛泽东将“高树入云端”改为“高路入云端”。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第一山，毛泽东将“高树”改为“高路”一定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怎么理解好呢？一字之差，毛泽东想表达心中怎样的理想和追求呢？
毛泽东下山，又一个三十八年过去了。井冈山宾馆的工作人员请教了不少人，井冈山的领导、学者也请教了不少人。大家对“树”与“路”，经过探索，有这么几种看法。
井冈山的树和路，对毛泽东来说都有特别的感受。
高树入云端的“树”：
黄洋界有棵千年老荷树，根深枝蔓，三四个大汉才能将它合围。1928年，毛泽东挑粮上山，就常在这棵大树下歇息。江华曾经在井冈山回忆：
一次毛泽东问战士：“站在这里可以看见什么地方？”
“宁冈和全山。”战士脱口而出。
毛泽东叉着腰，说：“你站高点儿。”
“西面是湖南，东南面是江西。”
毛泽东笑了笑，“再远呢？”
“再远东南面就是广东”，再往远看烟云雾障。“再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战士摇头。
毛泽东此时走过遮挡视线的大荷树，站在放眼无垠的开阔处，大声说：“我们站在这里，不但能够看见宁冈和井冈山、江西和湖南，而且能够看见全中国，看见全世界。”战士们都笑着点头。
毛泽东当年对战士们说，井冈山比南京好，井冈山周围800里，有草林、营前、大汾、黄坳、沔渡等16个城镇，有山有水，腾云驾雾；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我们井冈山大，蒋介石占京为王，我们占山为王，站得高看得远，接天缘，接人气。为百姓带来种子、草药的神农氏，就埋在炎陵县，埋在井冈山根据地，我们又接上地缘。将来的天下一定会属于我们，属于亿万劳苦大众。这就是毛泽东“高树入云端”之典？之蕴？之情？之境？！
高树，在毛泽东记忆深处，有大井屋后两棵榭树。毛泽东喜欢在树下看书，与人谈话，1929年白军攻破井冈山，怀着刻骨的仇恨，曾将这两棵树烧毁，可群众爱护它，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两棵树的残枝，它们中间的一棵终于活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见到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陈正人，谈到井冈山，还谈到大井门前的树，听说井冈山人民将一棵树保护了下来，毛泽东感慨犹深地说：井冈山的人民真好啊。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这棵树竟又死去。
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村头有大枫树，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队伍前委在古城文昌宫举行扩大会议，文昌宫门前有大榕树；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到大仓村和袁文才会面，林凤和的吊楼门前竟有两棵稀有的金桂花树；后来曾下榻的宁冈苏兰春家门前有一棵大柯树，1928年3月，毛泽东在炎陵县水口桥头江家住过，那家门口也有两棵高大的乌桕树……
当年桥头江家的小孩子现在已是86岁的老农，他细述1928年毛泽东下榻他家的情缘：
我家四周都是树，我父亲生前特别喜欢种树，外面走过来看不见我家的房子，好隐蔽。当年屋两旁，有两棵乌桕树，好高好大。1958年办公社食堂，烧柴火砍枝丫，在这两棵树上乱砍，第二年两棵乌桕树都死了。真可惜，那是两棵毛主席很喜爱的树，天天早晨，他起得早，坐在树下看书，现在来这里的人告诉我，说我记错了，毛主席是通宵看书，白天睡觉。那一定是毛主席后来改的习惯，他在我家住时，天天起得很早看书。我父亲背地说，看书比吃饭还当紧，了不得。我虽然几岁，印象也很深。毛主席选择住我家，还有一条，就是他喜欢河水，我家叫桥头江家，房旁边就是策源河，水口就是桃村河和策源河会合之口。
（2005年7月24日炎陵县水口镇86岁老农江柄全口述）
有树的地方一定有水，有水的地方有看得见看不见的河流，有的河属于过去，有的河属于现在，有的河属于未来。“高树”源于生命之水，人民之河……
毛泽东一生依水恋树爱山，三十八年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下榻井冈山宾馆115房的窗前，也有两棵高大的松树。“高树入云端”，多么深刻的历史回想和清晰的画面连接啊。
高树何以改成高路？
有人说，毛泽东是感叹井冈山新修的盘山公路，几百旋驶向云端，那是写实；寓意三十八年前，茨坪通往山下有五条盘旋山岚的羊肠小道，井冈山的红军就是从这几条小道出发，通向赣南闽西，通向陕北华东，通向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的。这条路是我们党、我们中华民族成功之路、胜利之路、向上之路，这条路没有尽头，这条路和共产党人最崇高的理想、最伟大的境界融为一体，“高路入云端”。
第20节：毛泽东两首井冈山词的蕴思(2)
有人说，此时的毛泽东在表达一种敢于攀登敢于挑战的展望和心境。在井冈山散步，毛泽东专挑没有人走过的路，为什么？攀向理想云端的道路是什么？那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为穷苦人创造永久幸福的“高路”，又是一条藏满了形形色色妖魔鬼怪的险路。这条路是那么的圣洁，又那么的飘逸；是那么的艰难，又那么的摸不着天际。“高路入云端”，敢不敢选择这条路，坦然面对这条路的一切，包括怀疑、污蔑、诋毁、失败，毛泽东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就是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倒海翻江的思潮吗？毛泽东胸怀普天下受苦人深邃悠远的诗境，我们（他人）又能理解多少？！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其实写了两首词，一首是有“高路入云端”词句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76年元旦公开发表：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另一首是在毛泽东生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的《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5月）：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毛泽东一生爱山。山，寓意着
马社香:揭示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前奏》(2)
作者: 望星海
第三部分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余韵
第21节：取消军衔制的激动和忧虑
1965年5月30日傍晚，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警卫处处长鲁毅跟随毛泽东登上专列。毛泽东专列时称一号列车，它由前驱车、主车和警卫车三部分组成。据黄庆荣近年回忆，5月30日毛泽东一上专列，吩咐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报务员向总理发报，告诉周恩来他的行踪。当夜全体人员在专列上就寝。黄庆荣和鲁毅被安排在前驱车，这个车厢全部是警卫人员。后面依次是专列会议室、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车厢、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车厢、一般工作人员车厢，最后是八三四一部队车厢。
5月31日清晨6时，毛泽东专列正点发车，经向塘、鹰潭、上饶，一路呼啸向杭州进发。樟树到杭州沿途，江西和浙江两省公安厅早已在所辖地段做了秘密警卫安排，在万无一失的一级警卫中，专列相继停靠鹰潭、上饶加水，毛泽东在这两站都下了车，在站台上缓缓散步，背着两只手，静静地来回走动，黄庆荣看见毛泽东目光带着一层忧虑。
第二天，1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取消军衔制。遵照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团结一心严阵以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党我国的挑战？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今天地位不同了，能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政治特权吗？……像井冈山时期那样，领导干部只是在“军事指挥上有话语权”，没有其他特权，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觉接受“士兵委员会”类似组织的群众监督，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我军从成立第一天，严格说从三湾改编起，一直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就是毛泽东毕生强调的“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再次强调了我军这个建军原则。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建国前都体现在中革军委和中央军委对军队的直接领导。
1959年9月，建国十周年释放第一批战犯，国家主席刘少奇9月17日签署特赦令，但在特赦令前面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9月14日写的建议，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9月17日讨论和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数年前，即使在提前释放战犯，这一不涉及国家军事建制的问题上，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比较注意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系。可能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关系，而是涉及我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个大党、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问题，是我军的建军原则的重大问题。1965年5月，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点儿“简单化”了。在涉及军队最高统帅相关事宜方面，任何“简单化”都会使一些矛盾交错复杂起来，特别是在1965年中国周边环境复杂紧张、随时准备打仗的非常时期。
在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前后，国家经委党组5月10日至6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首批12个试点托拉斯企业（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烟草工业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医药工业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负责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重庆、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和辽宁、江苏两省的负责人。
试办托拉斯是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为改善国家工业管理体制而进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试验。这项试验是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开展起来的。他率先提出要试办托拉斯的建议，并就试办托拉斯的意义、方针以及具体组织实施等方面给予指导。托拉斯为英文trust的音译，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一种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经济组织。①
6月1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听取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的汇报，刘少奇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要求有关部门不要害怕和回避目前出现的问题，要勇于实践，创造经验。他说：“有不同意见好嘛！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意见谈出来，把矛盾摆出来。有不一致是正常的。”“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托拉斯不是只办十二个，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点，全面看问题。”他再次阐述了办好托拉斯的原则和目的，指出：“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一个企业要组织起来，一个行业要组织起来，整个国民经济都要组织起来。”试办托拉斯“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合理性”，“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
第22节：订计划的原则和访井冈山热(1)
在刘少奇作托拉斯重要指示的前一天，毛泽东专列于5月31日下午六点多钟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及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迎接毛泽东一行去了汪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全程负责毛泽东在杭州的保卫工作。
汪庄在杭州西湖之畔，是毛泽东多年常驻江南的首选之地。1927年9月，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秋收起义第三团团部也是在西湖边上。一样的称谓，不过一个在江西边界小城铜鼓，一个在浙江名府杭州。
毛泽东下榻汪庄后，工作立即全面展开，他用较多的时间了解取消军衔后各界的反应。意料之中的是大报小报舆论一概称赞。老红军、老八路纷纷撰文拥护。
据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回忆，为了深入了解真实情况，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过去毛主席召开会议，一般都是地方大员参加，这次特别邀请了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肖望东，毛泽东在地方召集党政军领导同志联席会议，在王芳记忆中不多，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在井冈山时期，每一个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前委领导下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做出的，1928年6月，不同意部队去湘南的永新会议是联席会议；1929年1月初，决定红四军下山红五军守山的柏露会议也是联席会议。杭州这次联席会议又将发出什么重要信号？
杭州的六月，杨柳依依，暖风习习，随处可见江南秀色的飘逸之美。它与井冈山的巍峨刚毅，截然两种自然风光。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依然是一种风采一种情愫。
6月13日，毛泽东到谢家花园看望了刚至杭州休养的胡志明。毛泽东这次是车到门前再通报，以免胡志明的谦让拜访。仅隔长沙会见一个月，两位老友就有那么多的话相互倾诉。据谢家花园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两位老人沿着谢家花园九曲石径一边走，一边聊，胡志明感谢中国共产党安排他上黄山疗养，黄山的乱云怪石给了他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则向老友胡志明谈了谈他重上井冈山的某些思考。虽然胡志明比毛泽东仅年长3岁，但毛泽东对他一直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有什么重大决定，毛泽东都习惯地听一听胡志明的看法。这一次毛泽东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战况，也通报了中国取消军衔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唯一取消军衔制的国家，是敢于依据中国军队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向传统挑战的国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胡志明给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泽东离开后，胡志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工作人员当时把这句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这天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果然，毛泽东一语成谶。
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人参加了会议。
据汪庄已经公开的材料，毛泽东对这个计划的某些指标不赞同。毫不留情地说，三线建设也要压缩。从四五百亿压到三百多个亿。三线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慢一点儿，慢一点儿能达到。
余秋里汇报：“1970年粮食搞到4800亿斤。”对计划中提出的粮食指标，毛泽东表示怀疑：“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订计划要留有余地。”
接着毛泽东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下来，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要养猪、养羊，搞绿肥。猪还要发展，一头猪等于一个化肥厂嘛。”看看今天许多地方没有化肥，地里不长粮食，毛泽东的绿肥与化肥都要搞的思想是很深远的。
毛泽东告诉余秋里：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钢的产量能达到1000万吨就可以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证明一个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常有的。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毛泽东反复说：
第23节：订计划的原则和访井冈山热(2)
订计划第一是老百姓，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宗旨。上个月我去了井冈山，井冈山精神说到底，第一还是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这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是井冈山精神的宗旨，也应该成为我们订一切计划的宗旨。1927年冬在井冈山，我们没有吃的，吃点儿野菇子明确规定不能采大的，要把大的留给群众。①
毛泽东最后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1961年我上庐山开中央工作会议，那里小菇子我很喜欢吃，厨师可能觉得稍微大一点儿的菇子有营养，给我换了换，我说，我还是吃小的，为什么？小菇子有特殊记忆嘛。大家都笑了，刚才挨毛泽东批评的紧张空气缓和了许多。
毛泽东看见罗瑞卿身穿新军装正在认真地记笔记，笑了起来，说：罗长子的新军装是特制吧。罗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主席对我什么都了解。
毛泽东笑着说，记得1929年打下长汀，收缴了一大批灰布，红四军每人做了一套灰军装，也是像今天一样的红领章红五星（帽徽），穿起来好神气。罗长子在龙岩听到了，专门跑过来，要军装穿。贺子珍对他说，只要有你穿得的，我打报告送你两套。罗长子大军装都试了试，穿不得，又要试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啊。毛泽东幽默的话语引得陈毅哈哈大笑。
陈毅接着说，罗长子真的试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试还嫌小了。
罗瑞卿亲切地回了句：主席今天要穿新军装，还不是要特制，特1号都要小了。
毛泽东点点头，坦然地说：我胖多了，也老多了，只有这里不服老，不敢老。毛泽东指指自己的心窝。时任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的伍一等人对1965年6月毛泽东在汪庄活动有深刻印象。
毛泽东问罗瑞卿，你还记得早几年我讲“北京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这句话吗？
罗瑞卿“嘿嘿”一笑回答，他还在公安部欢送他到总参谋部任职的大会上传达过主席的这句话。
1959年9月24日，罗瑞卿在公安部欢送会上说：“按照主席的说法，北京这个地方是有若干‘危险性’的，北京的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的。当然这只是就我们这些人某种精神状态来说的，不是指北京不好，不是讲中央在北京也不好，那样理解就不对了。毛主席不是有一次在下面讲，北京一不产粮食，二不产棉花，三不产钢铁，有个同志回答得好，北京产总路线！这句话很对，北京就是把各个地方的粮食、钢铁、各种建设、斗争经验总结起来，产生总路线。没有北京还行？没有北京的党中央还行？没有总路线还行？不过像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住长了，不到下面去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那就糟糕了，就是说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② 至于1965年6月在杭州毛泽东为什么旧话重提，罗瑞卿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认真地向毛泽东汇报，6月上旬他去了一次井冈山。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罗瑞卿大将在认真地观看红四军留下的珍贵实物，他对博物馆的同志说，1959年庐山开会时，他就准备来井冈山，后来一反右倾机会主义，他就没有时间来了。同年9月，由林彪提名，罗瑞卿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十三个重要职务，忙得不可开交，就把上井冈山这件事暂时放了放。毛泽东5月重上井冈山，使他迫切感到井冈山在我党我军的重要地位，他作为总参谋长应该上来，好好学习。在井冈山上，罗瑞卿看见不少老红军也穿着新军服上了井冈山。井冈山老战士曹里怀1965年6月1日在山上写了一首诗：
《当了红军上井冈》
湘南革命廿八春，
当了红军上井冈。
谁人择此根据地，
英明领袖毛泽东。
三十七年回圣地，
神州山河变新天。
正值南国烽烟急，
喜换新装忆旧装。
在罗瑞卿上山的前几天，李富春访问井冈山。
罗瑞卿下山不久，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留连井冈山。
郭沫若与其他老红军直奔井冈山不同，他是围绕中央苏区转了一个圈才上的井冈山。据郭沫若此行小车司机马德江回忆：1965年6月初，郭沫若夫妇陪同印度尼西亚议长阿鲁季一行到上海、广州访问。6月16日，郭沫若在广东拜见了彭湃的母亲。6月24日，郭沫若、于立群、秘书、勤务员四人从广东东江进入江西寻乌，江西省委车队派遣他驾车前往，迎接郭老四人在当年红军曾经血战过的地方进行巡礼。瑞金三日，脚踏叶坪、沙洲坝等苏区中央机关所在地，激情澎湃。在郭沫若眼里，叶坪革命烈士纪念碑，“形式如炮弹。远望之，亦似如椽大笔”，“弹碑为笔天为纸，横书大字力排空。无产阶级须专政，万丈长缨缚大鹏。”郭沫若一行走访了大柏地等战争遗址，“马子坳头鏖战处，关山云树郁苍苍。”随之去了红军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及赣州、兴国、泰和。
郭沫若一行从毛泽东1965年5月29日下山的方向上了井冈山，留宿茨坪。郭沫若夫妇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还在孙景玉的陪同下，去了龙潭。1965年井冈山龙潭还没有开发，既不通公路，也没有缆车，郭沫若夫妇却表示非常想去看一下。井冈山管理局邀请了药工和采石工用绳索把郭沫若夫妇吊下去，参观后又吊上来。郭沫若的诗人气质给孙景玉和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沫若在井冈山写了好几首诗，从茅坪下山，在宁冈龙市为龙江桥题写了“会师桥”，以表示对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会师的由衷敬意。
（2002年9月3日马德江口述）
不久，李立三偕夫人李莎和两个女儿也上了井冈山，李立三大女儿李英男近年向笔者回忆当时情景：“父亲是第一次上井冈山，却像重归故地一样兴奋和怀旧，他真诚地说，那个时候毛泽东比自己高远得多，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的道路，拯救了中国革命。在山上，父亲用俄文唱《国际歌》，那悲怆雄壮的旋律，父亲那样的振奋和激动，感动得我们都流了泪，跟着一起哼唱。父亲告诉我们，《国际歌》的中文歌词就是瞿秋白从俄文转译过来的。当晚父亲夜不能寐，挥毫写下一首诗，那就是脍炙人口的《井冈好》。”
第24节：漫谈上层建筑领域改革初衷(1)
1965年6月16日凌晨，在杭州汪庄，罗瑞卿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一个访井冈山热正在全国兴起。继承发扬井冈山优良传统，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推进全国各项工作已成为必然之势。其势与全国蓬勃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相互呼应。毛泽东不以为然。
汇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略微休息了一下，于6月16日晚到达上海。当时江青已在上海，华东区六省一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正在上海热火朝天地举行。
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于1965年5月25日在上海正式开幕。开幕式上，魏文伯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宣传了“写十三年”的初步成绩。随后，华东区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分别在上海徐汇剧场、共舞台和中国大戏院进行，有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六省一市的京剧工作者及有关人员两千多人参加，演出了二十四个剧目。大型剧目有十二个（按演出次序）：《南方战歌》（上海）、《前沿人家》（山东）、《江姐》（江苏）、《黎明的河边》（山东）、《红色少年》（福建）、《丹枫岭》（安徽）、《花明山》（浙江）、《大渡河》（江西）、《伏虎》（江苏）、《翠林春潮》（安徽）、《南海长城》（上海）、《龙江颂》（上海）。小型短剧十二折（按演出次序）：安徽的《老电工》、《渡江第一船》，江苏的《就是他》、《枫林渡》、《英姑》，江西的《五岔口》、《猎虎迎春》、《雪地红心》、《风雷渡》，浙江的《追蛋》、《传家宝》、《喜迎春》。有些小型短剧，原来都是群众业余创作的，如《老电工》是淮南市工人业余创作，《雪地红心》是南昌市邮电工人集体创作，《就是他》是南京铁路工人业余创作，《追蛋》是浙江富阳县大源公社东升大队一位青年农民创作的。这次观摩剧目清一色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歌颂英雄人物。反映了华东地区在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两次极为严厉或问题扩大化批评后新的改进。
1965年6月，毛泽东没有正式出面观看华东局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6月20日，他临时约见复旦大学周谷城和刘大杰两位知名教授，本来还要邀请写《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后来得知他在中山大学来不了，便和这两位教授及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漫谈起来。刘大杰和陈丕显都忆及，那天，江青在座，没有插言。
刘大杰比周谷城先到一个小时，开始比较兴奋、紧张，不大敢讲话。毛泽东和蔼地说：“随便谈嘛！”刘大杰才敢提出些问题，围绕着学术、教改、文艺（主要是京剧改革）三个方面进行了随意交谈。
1964年随着文艺界整风的进行，全国各大报刊对《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怒潮》、《红日》等小说和电影进行点名批评和政治性批驳。对文艺界比较流行的“写中间人物”论、“写真实”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也作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观点公开反对和批驳。这种政治性批驳和过火斗争1964年夏季开始又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提倡的重视利润和价值规律的经济思想。史学界开始点名批驳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在这种上层建筑学术问题政治化扩大化的氛围中，社会上也出现了批评周谷城的文章，1965年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版连续发表过几篇大块文章批评周谷城的学术观点。在周谷城未到时，毛泽东向刘大杰了解周谷城情绪怎么样。刘大杰实话实说，周谷老现在好一点儿，不像前一时期话很少。不过，批评周谷老的文章似乎太多了一点儿，批评到后讲来讲去还是那几句话。
第25节：漫谈上层建筑领域改革初衷(2)
毛泽东听懂了刘大杰的言下之意，笑着说：“不要怕批评，不要紧张，经过一次批评，虽然自己不觉得，总要比过去有所提高。每次提高一点点就好，提高就是螺旋式上升，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现在发表的文章虽然有毛病，但是比解放初期的文章总是大大的不同了，思想观念不同了。你们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才能进步。”
（上海档案馆提供的刘大杰生前回忆文章
《一次不平常的会见》）
刘大杰生前叙述，毛泽东此时讲了一段非常风趣的话，他说，你又不是党员，又不怕开除党籍，批评一下有什么可怕？我们党内斗争比对你们的批评严格得多、厉害得多。过去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我们党内还搞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独秀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又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在井冈山还被传说开除了党籍，书记当不成了，当师长，我又不会打枪，也不摸枪，处境比你们现在要尴尬得多，也难得多。现在不同了，我们不搞那一套“残酷斗争”了，我们现在搞的是团结—批评—团结，这还有什么可怕呢？
周谷城此时赶到。6月16日是星期天，他早上不知毛泽东约谈，出门散心去了。上海市委和复旦大学费了一点儿周折才找到他。周谷城坐下刚喝了一口水，毛泽东开门见山对他说，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而是群众性讨论所发表的不同意见。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骂”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
毛泽东又对周谷老说：“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毛泽东认为群众性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帮助作者提高，批评并不等于打倒。这也是毛泽东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观点。
关于学术讨论，主席说：只要方向不错，可以允许不同的学派存在。他问了谈家桢近况。意味深长地说，摩尔根学派可以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也可以研究，为什么只许搞一派？
毛泽东对谈家桢摩尔根研究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谈家桢是中国唯一的摩尔根“入室弟子”。建国初期，苏联李森科派提出否定摩尔根，被我国各界接受，各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谈家桢被迫“检查”。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谈家桢大胆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总理知道后汇报给毛泽东。1957年3月，谈家桢被邀请作为党外代表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名约见谈家桢等人。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1958年1月6日深夜，毛泽东在杭州还派专机到上海，专程邀请谈家帧、周谷城和赵超构去杭州，在刘庄共进晚餐，一起商讨科学赶超大计，诚恳谈到：“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1961年的五一节前夕，毛泽东第四次接见谈家桢。同年年底，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1965年多项研究成果接近和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毛泽东对自然科学鼓励不同学派都要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那一天也提出重要的哲学观点。刘大杰生前回忆：
这天，周谷老又对主席讲他的“无差别境界”。他说：“我讲‘无差别境界’原来还以为是照主席的话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否则我们还革命干什么？”主席当时就指出说：“当然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
毛泽东说，做学问一定要找对立面。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做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古今中外都应该研究，都要找对立面，有对立有斗争才有发展。
第26节：漫谈上层建筑领域改革初衷(3)
（上海档案馆提供的刘大杰生前回忆文章
《一次不平常的会见》）
毛泽东对上海正在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是比较关注的，问两位教授最近看了戏没有？说《红灯记》、《沙家浜》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再把它提高一步。《红灯记》赴宴斗鸠山一场中，鸠山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李玉和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觉得不妥，特别是后两句。但是，四句话都是佛经很难改。从这次漫谈中，江青知道了毛泽东对这几句台词的看法，曾专门找人多次修改，都没有改动。
在谈京戏改革中，毛泽东展现了一个有关上层建筑改革的初步思路。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几个好的剧目出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关于教育改革，主席很关心，强调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
刘大杰的女儿刘念如近年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回忆，1965年6月，父亲确实被毛泽东接见交谈。当时父亲不知道毛泽东刚刚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也没有特别提示。
可见，在1965年6月，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对上层建筑一些他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领域，希望以一种井冈山精神贯穿的群众性批评批判—教育—提高，群众监督方式的政治民主模式，推动上层建筑领域各条战线改革。它与取消军衔制、订计划的原则、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个条件、“二十三条”初步整合为毛泽东希望以井冈山精神不断推进解决党内、军内及社会各种矛盾（包括干部体制问题）的第一种思路，抑或是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的第一个版本。
随后，毛泽东对卫生战线的严厉批评也基本体现了这种初衷和思想框架。
毛泽东与周谷城、刘大杰漫谈的第二天，1965年6月21日，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了最后第六轮的汇报演出。其间北京京剧团特地到上海演出《沙家浜》，宣传革命优良传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也是希望在全国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京剧现代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6月25日上午，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
第27节：呼吁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
呼吁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
1965年6月下旬，上海卫生战线召开了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医疗队到基层和农村，为工人和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当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巡回医疗队，上海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志远在农村巡回医疗队中，还发明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治疗农村妇女多发病，受到当地好评，也成为上海巡回医疗报告会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可能联想到上个月重上井冈山及红军医院在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儿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不能忘。6月26日，毛泽东有感而发，说了下面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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