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湖南区域经济现象

文／张立云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时间的长河中，是智者如星辰镶嵌苍穹般演绎着中国的文化和精神；在历史的山峦之巅，是仁者如悠悠白云苍狗般指点着世纪的更替和疆域的改变。

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坐南朝北，土壤很好，气势很好。正是在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一群群智者以水样的质朴从容，一群群仁者以山岳般的明睿通达，创造着一个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奇迹——邵东现象、永兴现象、攸县现象、涟源现象、浏阳现象等这些独具湖湘特色的地域商业现象，无不展现出湖湘大地的丰沃与壮美。解读这些地域商业特征，我们可以见证和探讨一部湖南经济发展史的大致脉络和湖南地域文化对地域商业的影响。

从湘中的“扁担经济”到邵东的“草根产业”，从“此地无银三百两”到永兴打造“中国银都”，从响彻全国的“的士湘军”品牌到一个民营经济风生水起的攸县，从一个闻名全省的贫困大市到“涟商”概念的崛起，从原来的老区、边区、穷区到如今花炮、苗木花卉、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竞相怒放的新浏阳，从长、望、浏、宁“经济四小龙”到长株潭两型社会 “新特区”，我们在感慨历史的厚重中有着太多波澜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我们正在跨越历史。

在市场经济浪潮下，湘商正是凭借这样一个个创业的舞台，在思变，在发力，在崛起……

邵东现象：从“草根邵商”到“中国的犹太人”

如果你看见一个女孩背着背包，行走在旷野上，可能是美国人，但是如果你看见一个人扛着扁担贩卖塑料制品，可能就是邵阳人。

对于如今威名远扬的邵商，有人曾如此戏言。

邵阳古称宝庆，自古以来就是商贾重地。商业的源头叫做铺，邵阳的地名多以铺为名，而湖南商人大都正是起源于这里原始的扁担经济。据来自邵阳市的统计，以目前拥有财富100万元以上人民币计算，该市已达30万人，差不多占到人口比例的1/25。

邵商尤其是邵东商人，是湘商的成功样本之一。有网友评价邵东现象时，认为邵东人秉承湖湘文化、湘军精神，异军突起，横空出世。湖湘文化的“敢为人先”、“通变求新”、“自强不息”等精神和优良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很好的继承，并且被发挥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走南闯北，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远涉东南亚、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外出经商创业人员达30万之众，创造了邵东人奇迹，打破了世俗观念，树立了湖湘人既能打仗又能经商的新形象。由于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和杰出的经商智慧，邵东商人与温州商人一道，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

记得在建国之初，那时的邵东经济发展水平还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是典型的内陆贫困县。但到了1998年，该县GDP达47亿元，高于中西部239个县级市32.15亿元的平均水平。在2004年时，GDP升至86.47亿元，居湖南省第五位；县治所在地两市镇更是获得“湖南综合实力第一镇”的桂冠。虽然邵东经济实力和沿海发达县市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但放在内地，还是让人刮目相看。这个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人多地少的弹丸之地，外无重点工程投资拉动，内无经济特区政策优惠，是如何创造被经济学者称之为“邵东现象”的经济奇迹的呢？

早年，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邵东人迫于生计纷纷外出“淘金”，使邵东获得了“百工之乡”的称号。有个小故事，很能体现拓荒时期邵东人精明的商业头脑：80年代初，邵东人在秋收后，将稻谷15元一担卖给邻县人，春荒时，再以20元一担的价格买回。邻县人窃笑：“邵东人傻，每担白送我5元！”邵东人感慨：“邻县人笨，帮我存了一年粮食不说，还给我一笔活钱，让我落实好几笔生意！”改革开放之初，城市一批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纷纷倒闭，嗅觉敏锐的邵东人，走南闯北，将国企廉价处理的工业制成品运往农村倒卖，一些头脑精明的商人甚至直接购买机械设备，引进国企待业技术人员，像模像样地办起了企业。由于邵东人经常在不景气企业活动，邵东人出现的频率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企业景气指数”，有人干脆倒果为因，称邵东人是“报丧乌鸦”。在文革时期，商品经济已在邵东骚动萌芽，各地零星出现村办小工业；70年代末，僵化的经济体制开始解冻，私营经济开始发展。邵东出现了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企，地方将此事上报，省里冒着政治风险下达了“不提倡、不反对、不支持”的指示，在事实上对邵东创新举措提供了保护；1978年，国家对邵东经济恢复集市贸易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并作为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温州当时派团来“取经”的历史至今仍令邵东人津津乐道不已。由于邵东在上世纪90年代民营经济发展活跃，该县先后成为全省惟一的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试验区、全省专业批发市场试点县、全省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和国务院县域经济综合调研基地县。现在邵东有30万人常年在外经商务工，邵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在全国27个省市区的253个城市里，出现了“邵东街”和“邵东区”。邵东人近年还大胆地杀向了海外。美国、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印度、西班牙、荷兰、东南亚等各国，都有邵东商人。邵东人在逆境压力下的出色表现印证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说。

就目前而言，邵东形成了“商业城、工业镇、专业村”式经济格局。所谓“商业城”，就是以邵东工业品市场为核心，以100多个专业市场、综合市场和农副产品市场为支撑，编织了辐射全国的商业物流网络。活跃的流通网络，给邵东经济注入活力，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进程，2004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总额达57.33亿元。在商业强劲带动下，第三产业占据了邵东GDP的半壁江山，总值居全省县级第一。目前，邵东工业品市场带动了全县200多个专业村、15000多家家庭工业、500多家私营企业的发展，本县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达35%，小五金、打火机、服装、针织等产业在当地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80％以上。廉桥药材市场自明清开始萌芽，建国后一度衰落，80年代以民间马路市场的形式自发复苏，现在年成交规模为全国第四，号称“南国药都”。廉桥药材市场的兴盛，带动了药材生产专业村、专业乡的出现。斫曹、双凤成为万亩药材生产乡，有76个村成为药材专业村。中药材已成为邵东县的第一大经济作物，种植品种60余个，年产值近5亿元。其他市场建设方面，徐家铺木材市场是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木材集散地之一；县城家电批发城和五金批发城也在中南地区享有盛名。工业镇是指以打火机、铝制品、铁器、五金等产业为依托的小城镇，如两市镇的打火机、服装、渔网，黄坡桥的衣架、皮革，仙槎桥的铁锤、钳子、菜刀，火厂坪的钢球，廉桥的药材、眼镜，范家山的炉灶、皮鞋，灵官殿的小型水泵，堡门前的竹器。专业村则是工业镇内部“一村一品”的分工单位。

邵东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纽扣、皮具、标牌、商标、小饰品、打火机，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邵东人都做，而且都做成了产业。他们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各地的商品从邵东的小商品市场批往全国。

  但是，邵东人是有眼光的，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最后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皮具到皮具加工做品牌，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各行各业，并且涉入房地产、金融业，于是邵东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是邵东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奥秘。

提到邵阳商人，就不能不提曾小山。曾小山的创富历程，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的缩影。

相对于同时代同地域的人，曾小山的高中学历无疑让他对财富更为机敏。即使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曾小山依然坚持着“投机倒把”。

1980年，改革开放伊始，曾小山就以仅有的2000元钱，在家乡邵东流泽镇创办了我省第一家民营企业——邵东流泽铝制品厂。一个只有一条最为原始简陋的铸造生产线的企业，一个最典型的家庭手工作坊，因为是全省的第一家民营企业，而让曾小山一度名声大噪。直到现在，曾津津乐道的不是亿万富豪的身价，而是当年“第一”的勇气和胆识。

现在，曾氏企业集团已在贵州六盘水、安顺，湖南双牌、邵东等地拥有多个铝业公司，年产电解铝近30万吨，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电解铝王国。在2005胡润中国百富榜中，他以10亿财富居第168位。

2007年9月26日，以曾小山为首的长沙市邵阳商会正式成立，活跃在省会的近10万名“邵商”有了自己的“家”，使得蓬勃发展中的湘商队伍如虎添翼。

永兴现象：“三废”回收垒起“中国银都”

废物与白银，在常人看来，二者毫不相干；偏居湘东南的永兴人却说，废物即白银。

进入永兴县境内，“中国银都”的招牌赫然入目。同样，民营经济在这里也是风生水起，一片繁荣景象。

2004年，永兴县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银都”称号。永兴一年的白银产量近20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强，可谓“永兴银都一跺脚，全国白银市场抖一抖” 。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永兴当地并没有银矿，所产白银都是从工业“三废”中回收提炼的，形成了一条从废旧资源回收、冶炼提纯、深加工再到交易的白银产业链。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没有人能够想到，那一袋袋黑色的粉末，一块块灰色的硬疙瘩，一堆堆黄泥巴，竟然都是白花花的雪花银的“前身”。厂矿、医院、冶炼企业的废坩埚、阴沟泥等废料、废渣、废水，似乎毫无价值，却是永兴人眼中的“三宝”。永兴，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矿冶“三废”处理地。

永兴回收冶炼金银的历史可上溯至明末清初，300多年前，永兴人就开始从全国各地回收“三废”进行冶炼加工。清光绪年间的《永兴乡土志》中载，道光前后，“永兴聘常宁人铸铅锡，聘桂阳人铸银铜”。但是，永兴人学来的东西还得自己消化吸收，他们在师傅领进门之后，不断地学习，逐渐成了金属回收业的人尖子。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出现，商业的繁荣与社会的分层日益加剧，金银首饰业不断发展，与此同时，金属回收的大课题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聪明的永兴人悟到了其中的真谛。早先在南洋一带的首饰加工业比较发达，所谓银楼，是因为银加工都是在木质的楼上进行的。年深日久，木地板需要更新了，永兴人便与店家商量，新楼板店家出；旧楼板抵工钱。永兴人把换下来的楼板烧成灰，放在船形的木盆中反复淘洗，灰渣随水而去，留下的是金银。于是，永兴人在海外被称作了“淘沙佬”。走出去的人赚了钱，衣锦还乡。亲朋好友跟着也飘洋过海走出了一条黄金小道。然而，从旧楼板中淘金毕竟有限，他们渐渐掌握了从废渣、废液、废料中回收金银的方法。在上海、在广东、在香港、在澳门、在东南亚，到处都有永兴人四处搜寻的目光。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身怀绝技的淘金人返回故里，他们父传子承，师授徒继，带出了一支金银回收冶炼的庞大队伍。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尹声纪、李江兴、陈日升等人更是拾起祖辈们传下来的工艺。他们把各个冶炼企业不要了的阳极泥甚至是生产车间的阴沟泥，统统都运了回来。至于各个医院、照相馆里的定影液，镀银厂里的棉毯子，冶炼炉上拆下来的耐火砖，都在这里榨出了黄金和白银。一袋废品回家，一把银子到手，越来越多的永兴人投身到白银回收冶炼行业。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永兴的金银冶炼业曾“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全县金银冶炼户最多达5000多户，仅柏林一个镇就有2000多户，全县有8万多人从事这一行当。沉甸甸的银子，让许多人发了家。民营经济催生出一个闪亮的产业。

变“废”为宝，化“废”成银。永兴人说自己赚的是“扫把钱”。他们一年要从全国扫进“三废”20万吨，发展循环经济，为全国大环境改善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永兴却成了一个大污染场。冶炼老板们脸上的笑容尚未散去，无序冶炼的苦果接踵而至。“马桥事件”，当地百姓喝了污染的地下水中毒。“汶村事件”、“塘门口事件”，山上的树、草死了，地里长不出庄稼。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永兴的决策者在发展问题上，头脑十分清醒。他们对全县所有冶炼企业停产整顿，将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小冶炼企业坚决关闭，把规模企业集聚到3个园区，集中生产，集中管理，集中治污。

环保治理投入大，老板们开始不乐意。鑫泰冶炼公司花80多万元尝试着上了一套设备，谁知，从烟囱灰等废料中提炼出了金、铋、铟等贵金属，一年赚了430万元。这下，老板们都抢着上环保设施，两年来仅环保投入就达7000多万元。

环境也是生产力。抓环保，不但没有影响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发展。过去，企业多是小打小闹，年产白银只有600吨。现在，全县年产值上500万元的企业就有103家，其中10家过亿元。根植在永兴这片肥沃土壤的一大批冶炼企业如同参天大树正在蓬勃成长着。永兴这个“中国银都”，与山东招远的“中国金都”相映成辉。

“银的世界看永兴，永兴银都看鑫达。”在永兴，湖南省鑫达银业有限公司不仅是一家企业，更是银都工业的一大旅游景点。该公司已成了永兴县全县金银产业的领头羊，成了永兴这个“中国银都”的品牌代言人，也成为永兴县经济发展的一个助推器。由该公司承建的“中国银都”标志楼和“中国银都展馆”，现共接待国内外领导人、游客２０余万人次。 “永银”牌１＃银锭纯度高达９９．９９5％，先后获得“湖南省名牌”、“全国用户最喜爱２０家白银品牌”、“中国知名品牌”，打破了永兴县建国以来无工业名牌的局面。２００５年６月，鑫达公司与有着丰富银饰品加工经验的国内知名的河南乾宝金银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两条银制品生产线，建立银制品加工厂，年可生产白银制品２万余套，该项目不仅填补了省内行业的空白，而且成为了永兴县发展循环经济的鲜活标杆，大大促进了永兴白银产业深加工。到2007年7月，鑫达公司先后组建顺达冶炼厂、白银精品厂、白银工艺制品厂、郴州永银米业公司、福建上宝有色金属公司和18家银制品专卖店，总资产达1．8亿元，预计2007年产值可达16亿元。

纵观永兴金银冶炼产业的发展历程，有许多话题值得我们好好回味。

我们时常听到一些基层干部抱怨当地的经济发展太慢，并将其原因归咎于缺乏资源和资金。而永兴县的发展却告诉我们，在“零资源”条件下，发展县域经济仍可大有作为。

事实上，在“零资源”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一种现象。特别是在浙江、江苏、广东等发达省份，建立在“零资源”基础上的“块状经济”，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浙江嘉兴市更是“零资源经济”现象中的典型。没有发达的畜牧业，却拥有闻名全国的“皮革之都”——海宁；不产羊毛，却建起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桐乡和秀州；没有森林资源，却形成了年产值达68亿元的木业大县——嘉善；棉花和化纤资源并不丰富，却造就了中国服装出口的第一大县——平湖。这些无不给我们以启示。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在许多县域内并不拥有足以发展本地经济的关键性资源，这不免让当地的为政者颇为失落。于是，不少县市存在着就农业发展农业，就农村发展农村的误区，而对民间的创业项目、创业力量往往看不懂、看不上，不引起重视，不积极引导，从而使一些本可以成长壮大的产业胎死腹中。

永兴的经验告诉我们，民间蕴藏着巨大的创业能量，民间的活力一旦激发，政府便不需再为找资源、找市场、找资金、找项目、找机遇而发愁。永兴的金银冶炼产业来自民间，在永兴从事金银冶炼产业的人群中，从老板到技术工人，全都是洗脚上岸的农民，政府几乎没有一分钱的投入。可见，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走发动广大农民自主创业的道路，让民间的张力得以充分释放和涌流，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俗话说，无源难为水，无木不成林。然而，永兴这个原本无银矿的地方，却偏偏从“零资源”上奇迹般地崛起，打造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中国银都”。

我们有理由相信，永兴的未来，必将像它的寓意一样，“永远兴旺”。

攸县现象：“的士湘军”行天下

提起攸县，人们就会想到劳务输出，就会想到“的士湘军”这一品牌。

在网上以“攸县的士”为关键词，用百度搜索一下，可找到相关网页三万多篇；用“攸县劳务”作关键词，可找到相关网页两万多篇。目前，各省区一讲劳务输出问题，基本上没有不把攸县作典型事例来介绍的。

可见，攸县现象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吹拂三湘大地时，地处湘东南的革命老区攸县立刻感受到了这股春潮的涌动，一些不甘困守土地的农民开始萌动，他们向往着外面更精彩的世界。于是，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勇士开始洗脚进城。

或许，当时没有人会想到，此后的农民进城务工竟会如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带动全省农民进城务工的一股大潮；更没有人会想到，这股大潮推动了我省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１９８８年，攸县进城务工者不到５００人，如今却达到了１５万人，这对于仅有１４个乡镇的县城来说，每个乡镇就有１万多农民在外务工。值得一提的是，农民进城务工由最初的散兵游勇发展成为三个“集团军”：打工族、的士族和经商族。而这三大“集团军”中最具特色的是享誉全国的的士一族。

２００２年９月，香港著名的《时代创富》杂志刊登了一篇特别报道，报道攸县打造全国第一的士大县的成功经验。文章对攸县这样一个边远小县能输出这么多司机，成为中国第一“的士大县”惊叹不已。

事实也确实如此。攸县现有人口76万，总劳动力39万，有15万人常年在外务工。这支劳务大军中，“的哥”大约有3.8万人。也就是说，攸县10个外出打工的人中，就有4个在开的士。这些的士司机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地。广州１６０００辆的士，有４０００多辆归攸县司机所有，占四分之一强；深圳有８６００辆的士，其中有近６０００辆被攸县人租用，占７０％。有人这样戏言，假如攸县的的士司机集体休工一天，那么，深圳的出租车行业将陷入瘫痪。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一群进城务工者，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可以左右一个行业，这种“攸县现象”不是在全国独一无二，恐怕也是寥寥无几。

在攸县的劳务输出中，政府引导功不可没。10年前，政府就出台政策鼓励金融部门向信誉好的司机每人提供20万元的低息信用贷款，正是这一决策，让大批有胆量的农村司机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继而产生了头羊效应。接着他们办起了包括4所驾驶学校在内的10多所技能培训学校，一所职业高中，现在从攸县出去的劳动力70%以上从事技术型工种。再接下来他们在外出劳动力密集的地方设立政府办事处，既对家乡提供劳务信息，又对当地务工人员提供包括办理驾照年审、暂住证、计生证、介绍信等服务和协调各种关系等管理，使外出务工由无序变为了有序。

从深圳开始，攸县的哥也很快开始向珠三角和全国扩展。从东部沿海的广州、深圳、厦门，到中原腹地郑州、焦作，从大西北的乌鲁木齐、佳木斯，直至“世界屋脊”的拉萨，都活跃着攸县“的哥”的身影。攸县人对的士商机的嗅觉也格外灵敏，许多闭塞、落后的小县城都被他们把的士生意从无到有做起来，经营得红红火火。这些攸县人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演绎出的“的士打工族”神话，令人不能不对这个偏居大山深处却号称“全国的士第一县”刮目相看。

从开的士开始，攸县人开始了到外面闯世界，开小超市、搞土木工程，再到攸县大碗菜，这些产业都是的士业带动起来的。

农民进城务工，社会改革之后衍生的一股大潮。

今天，我们再看看这支进城务工的大军，他们已不再是只知道在一亩三分地耕种、满眼迷茫和困惑的农民，而是潜在生产力的爆发者：他们回乡创业、投资社会、注资改革……这一切在他们身上实现着，延续着。

于是，市场经济的神奇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继续演绎着人们未知的动人故事。

据了解，攸县的哥的主意来自于一个湘妹子——谢吴艳。是她策划了攸县人在深圳包租的第一辆的士车，也是她第一个以买断经营权的方式承包了的士车队，她也是成功转型开创新的业务的攸县人。如今的谢吴艳已经是深圳鹏辰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在第一批出去赚了钱的攸县人开始回家投资创业。他们几乎都在城里购买了住房，或者投资办厂，或者投资开店。按每年人均净赚5万元计算，攸县“的哥”每年可带回15亿元的纯收入。据攸县有关部门统计，这些收入中的97%的资金回流攸县，其中至少有8亿多元在家乡投入再生产，兴办大小企业3700多家，每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县GDP的40%以上，解决了1.2万名劳动力就业。２００２年在全县改制的国有集体企业中，有９２％是由进城务工者回乡购买的；在全县新建房总数中，进城务工人员建房占了６成多。

打工挣钱，这只是一般人传统的习惯想法，而如今经过打工磨炼，接受了市场洗礼的进城务工者，则以其非凡的创造活力，向世人显示了他们对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攸县挑水镇挑水村３０岁的赵凯，１９９７年到深圳开出租车。当他回家乡看到因干旱导致几百亩稻田难以耕种时，毅然回乡，投资几十万元深挖了面积约３００亩的水库，水库建成后，不但可以解决灌溉问题，还集休闲、娱乐于一体，发展一些相关产业；２０００年，攸县酒埠江镇进城务工者谢齐祥与其弟弟谢运祥共筹资６１００万元，先后收购了攸县建星水泥厂、湘华水泥有限公司后，成立了“株洲市长江水泥有限公司”，其年产值达７０００万元，每年可为国家创税２００多万元。

攸县经济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全县的内外贸易。目前，全县与海内外的贸易交流往来十分活跃，可谓商贾云集、货畅其流。位列“湖南五大市场”之一、湘东市场之首的皇图岭农贸市场吸引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生意人。近年投资上亿元兴建的湘东大市场，更是一座集吃、住、乐为一体的综合商城，成为湘东地区又一处火爆的商业中心。

攸县已经成长为一座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工业城市，已形成冶金、电力、机械、建材建筑、食品、造纸、陶瓷、烟花、纺织、服装、制药、制鞋等20多个工业门类数百个产品。其中煤炭、建材建筑、化工已成为三大支柱产业。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攸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经济实力跻身全省十强，是湖南省首批小康县（市）之一，是全省五个农业农村现代化试点县（市）之一。2005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4.33亿元，财政总收入3.506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733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69元。

攸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开拓进取，勤政务实，坚持“推动跨越发展，建设经济强县”的工作主题，实施“兴工强县、城镇带动、开放活县、和谐发展”四大发展战略，突出产业发展的重点，全面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在软环境建设方面，出台了系列投资优惠政策和优化环境的硬性措施，成立了优化环境办公室，设立了政务公开中心。在硬环境方面，加大了投资力度，建设了“一园一地三区”（攸州工业园、酒埠江老工业基地、酒埠江风景区、菜花坪来料加工区、新市农产品加工区）招商载体，实现了“路畅通、水畅流、话直达、电满足”的刚性目标。

今日的攸县人，既有纯朴的古风，又具现代文明之风尚。如今，美丽神奇、文明富庶的攸县大地向世人展示着一幅幅生机勃勃的壮丽画卷，吸引了大批海内外实业家前来投资置业。

涟源现象：“鲁尔区”里民营经济唱大风

涟源，地处湖南省几何中心，是沟通湖南东西经济走廊的咽喉之地。

涟源城区蓝田是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镇。早在明清时期，就是连结湘中、湘西的重要商埠。制锅、造纸、印染等手工业闻名遐迩。抗战时期，国立师范大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迁入蓝田，一时文化教育、商业贸易之盛，使这座古镇赢得了“小南京”的美誉，蓝田成了当时中国南方文化教育的中心。钱钟书 先生的《围城》就是在此执教时以蓝田为背景创作的。正是由于这样深厚文化基因的孕育，涟源文化教育长盛不衰，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也是人才辈出。

中国慈善事业第一人彭立珊、中国股改第一人梁稳根、中国专利第一人邱则有、中国保温杯及搪瓷制品大王肖自江、世界电解锰业大王曾纠雄……

在商界，这几个人的名字是响当当的。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来处———涟源。他们是涟源人的骄傲。

如今，他们有另一个共同的称谓——涟商。

在外人眼中，涟源人勤劳、坚忍、团结且颇具经商头脑，“涟源百货城”是我省惟一一家以县级市命名的商业批发大市场。在搪瓷、铝塑制品、小家电等行业，涟源人经销的商品在全国所占市场份额也是名列前茅。

涟商无疑已成为湘商的一支精锐部队。

2007年12月28日，湖南在省会成立的首家县级市商会——长沙市涟源商会宣布成立，更是为涟商在省城长沙建起了一个“家”。目前，在长沙的涟商达5万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3600余家。他们在机械制造、电解锰业、日用百货、轻工建材等领域积累了近600亿元的资产，繁荣了长沙、涟源的经济。

经过多年的打拼，涟源经济也是超常发展。2006年，该市GDP完成69.02亿元，同比增长14%，固定资产投资19.6亿元，增长28%，完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66亿元，增长18%。用短短5年多时间，涟源市大步迈入全省经济强市行列。这种奇迹般的变化和发展，被全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刘海藩等资深经济学家称之为“涟源现象”。

我们都知道，涟源是湖南的能源原材料基地，是全省有名的“煤炭之乡”、“建材之乡”和“有色金属之乡”，被誉为湖南的“鲁尔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工业上已形成了采掘、机械、建材、冶金、制药、化工、食品加工、日用产品生产八大体系。涟源工业基础雄厚，是湖南的老工业基地。正因为一个“老”字，特别是老国有体制的束缚，在严重制约着该市经济发展的步伐。

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涟源在全市开展了一场以思想观念大解放的讨论活动，洗脑洗心，明确了“五个唯一”的发展思路：把项目工程作为唯一载体，把招商引资作为唯一选择，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唯一出路，把基础设施作为唯一依托，把优化环境作为唯一策略，形成了人心思进力争上游的新态势。

2003年，涟源这个曾经闻名全省的贫困大市开始发力。

资源招商展魅力。涟源是一个资源大市，目前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达40多种，尤以煤炭资源最为丰富，已探明储量4.36亿吨，占湖南省的六分之一，常年产量300万吨左右，占全省的十分之一；此外，涟源有着底蕴深厚的人文资源，风情民俗独特，已初步形成独成体系的旅游品牌。该市市委、市政府积极调整思路，对各类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重新规划，制订了“高起点、高科技、高回报”的“三高”策略，力求资源优势尽快转变为招商优势、经济优势。外商投资涟源，正是相中了涟源这块物产丰饶的风水宝地。

优化环境引凤凰。该市市委、市政府倡导全市上下树立“人人都是涟源形象，个个都是投资环境”的理念，把完善基础设施条件、优化发展环境作为招商引资的关键环节来抓。城建、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相继上马，涟源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出台了《鼓励外来投资的规定》、《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开展了打造“诚信涟源”等一系列活动，政务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实现了彻底改观，为招商引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出路取决于思路，涟源招商引资工作高潮迭起。随着英国、美国及香港、上海、广东等国内外投资企业相继落户，涟源从2003年至2005年短短两三年里，共有55家中外客商与涟源签订了6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合同。启动的招商引资项目达45个，其中建成投产项目20个。2004年至2005年连续两年评为湖南省内联引资先进单位。2006年，涟源在中博会、娄博会上又大获成功，共签约24个，合同引资达33.94亿元，其中已到位资金达10.4亿元。2007年3月又与台湾的国产实业达成意向，合同投资18亿元建设年产300万吨的中南特种水泥厂；香港外资集团意向投资5亿元建立龙山岳平顶风力发电站。

他们在市里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领导小组，为重点项目开“特别快车”，为重点企业开“绿色通道”。市委书记余明庭、市长李和平等主要领导主动与客商交朋友，项目推进遇到任何问题，随喊随到，及时排忧解难，一大批企业家无不为这种精神所感动。全国著名大型民营企业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把1.5亿元的项目投回涟源；全省综合实业排名第二的湖南五江集团投资上亿元建成光明山休闲广场和商业中心；香港华润、广东梅雁、三一重工、新一佳、通程电器等5家有名的上市公司和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强势进驻涟源。由香港华润投资30亿元2 30万千瓦坑口厂已动工兴建。它的建成投产，将为涟源新增一家年创税收过亿元的超大型企业。

无工不富。该市除将外商请进来外，还注意做好“内”功，对家里的企业实施大规模改革改制：一是抓骨干企业的改革；二是抓国有、集体企业的改革，实行“两个置换”。到2007年11月为止，全市110家市属国有集体企业，有105家完成改制任务，资产出让收入4.5亿元，安置职工11196人。

原涟源冶金建材总厂是涟源市最大的国有老工业企业，1970年建厂，曾是涟源市的税利大户和工业支柱产业。上世纪90年代末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2003年，引进福建客商出资3010万元整体收购后，改为湖南顺鑫钢铁有限总公司，投资近4亿元对原有企业落后老化的生产系统进行了扩建技术改造，新建一座225 m3高炉及日产900吨烧结矿烧结机；35万吨生铁生产线和35万吨钢铁生产线均已建成投产，达产后产能相当于改制前的15倍以上，年销售产值近20亿元，实现税收8000万元以上。企业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个，安排下岗职工800多人。原涟源市冶炼厂仅一座7200KVA的电炉和35㎡的高炉，生产一直停停打打，多数职工下岗，处于困境，年产值最高时也只有4000多万元。2004年4月，由民营企业家集股整体收购该厂组建了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涟源嘉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嘉鑫公司在原冶炼厂的基础上投资1200万元扩建1.2万KVA矿热电炉，投产后产值达到2.5亿元，税收上交1000万元；他们又投巨资扩建3500KVA的精炼炉，建成后年产值达到4亿元，税收近3000万元，成为湖南省第二大铁合金企业，省标杆企业。

由于解除了体制的桎梏，明晰了产权，涟源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工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煤炭、冶金、机械制造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格局，涟源工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崭新春天。

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提升，一批以现代企业管理和高新技术为特征的外向型企业迅速崛起。他们着力实施“科技推动、市场带动”战略，涌现出了高效结晶铜管、球墨铸管、金属纤维、艺术陶瓷、金刚石触媒等一大批高新科技产品。一批新的技术扩建项目如田湖轧钢公司的节能立窑石灰生产线、169厂的乳化炸药生产线、回春堂制药公司的GMP技改工程、三一材料公司的金刚石触媒生产基地、五江集团的不沾锅生产线和不锈钢产品生产线、市工艺瓷厂的电热慢炖锅陶瓷内胆、市煤机厂的1.6米无级调速绞车等技改扩建项目相继建成投产，全市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新增产值亿元以上。民营工业也是迅速崛起。全市拥有民营企业230多家，年产值过亿元的三一集团、五江集团、回春堂药业有限公司等已成为全国知名企业。连续两年，涟源被评为发展民营经济先进县市。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涟源，这方湘中宝地，正涌动着、澎湃着第二次创业的春潮!

浏阳现象：特色产业绽放流光溢彩

十八弯的河，多少年来，带着博爱与激情，滋润着这片广阔的土地；一支名叫《浏阳河》的歌曲，在当地传唱了半个世纪，仍是激情飞扬，动人心弦。

一首歌将她传遍神州，一条河将她融入世界，一束烟花将欢乐带给了全人类。

这就是浏阳。

浏阳是老区，浏阳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先后涌现出谭嗣同、唐才常、焦达峰、陈作新等大批爱国志士。和许多老区一样，浏阳这块英雄的土地抱守着封闭和贫困，沉寂了近半个世纪。“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这个以红色根据地闻名的老区，1994年还戴着“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山区市，在短短几年间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外贸出口雄居全省榜首，40多项工作跻身全国先进行列，一跃成为财政收入全国百强县，湖南经济综合实力二强县市，被人们称之为“浏阳现象”。

熟悉浏阳发展的人说，没有到先进地区的考察，山区浏阳的干部思想难以转变；而没有观念上持续转变，浏阳的很多改革举措就会夭折。1993年，浏阳出台民营经济35条，就是领导们在考察比较苏南和温州两种发展模式后，大胆提出的举措，很多在当时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35条出台后，浏阳民营经济当年就增长了106%。

浏阳民营经济要发展，到底走什么路子呢？众所周知，浏阳是有名的山区县、农业县，要想发展就必须依靠自身所独有的“特色产业”，而最具地方特色的花炮产业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浏阳的首选。

浏阳花炮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要扫除封建迷信，花炮市场受到较大的影响，浏阳花炮作坊大部分关闭停业，1950年比1949年年产量下降了70％。花炮工业几乎一蹶不振。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浏阳花炮稳步增长，产量逐年增加，但是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的安全事故，无疑又给正在成长中的浏阳花炮企业一记沉重的打击。时间到了1995年3月，浏阳被国家命名为“中国花炮之乡”，并颁发证书，这给浏阳的花炮行业注射了一支“强心针”，趁着这股东风，浏阳于1999年成立了市政府花炮产业办公室，在市公安局成立了危爆管理单位，加强企业管理，同时投入3亿元进行产业升级，用于工厂化改造、机械化改造、专业化改造和信息化改造。2001年，“浏阳花炮”作为全球花炮第一股高价上市，浏阳花炮产业成功实现传统产业与现代资本的历史性对接，同年，全球花炮工业史上的第一个共同行动纲领《浏阳宣言》诞生；2002年，浏阳生产花炮1763万箱，产值22.58亿元，创税超过3.5亿元，花炮出口总量占湖南省的80％、全国的60％、世界的五分之二强；2006年浏阳花炮产业实现销售总额51亿元，创税7.4亿元；2007年6月，浏阳花炮生产工艺荣登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有望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焰火燃放权。

穿越历史岁月，浏阳花炮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花炮已经发展到16大类6000多个品种，产品远销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浏阳花炮以其产业规模，产品质量缔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烟花之乡”。目前，浏阳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花炮生产基地，拥有花炮企业900家，集团公司10家，“浏阳花炮”是全国唯一的花炮上市公司。浏阳花炮占据了浏阳市财税收入的“半壁江山”，也带动了交通、化工、造纸、印刷、包装、塑料、机械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拓宽了劳动就业领域，增加了外汇收入。

传统的特产不单是一个地方物产品质的显示，更是开发生产者的生命冲动与激情表现。从最新制定的《浏阳花炮产业“十一五”规划》，我们可以看出浏阳人的雄心壮志——

5年成为世界花炮中心，把浏阳打造成世界花炮工业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基地，花炮产品的环境与质量检测认证基地，焰火燃放艺术设计研究基地等三大基地。到2010年，实现花炮产业总产值100亿元，销售额100亿元，税收15亿元，相关行业产值60亿元，形成10家产值过亿元的大型企业，建成5家至10家创立世界级品牌、具有国际营销网络的企业集团。

壮大花炮产业让浏阳人尝到了甜头，也更加坚定了浏阳大打特色产业牌的信心。近几年来，浏阳立足于自身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近一个世纪的传统的花卉生产技术，把柏加打造为“中国的花木之乡”，花卉苗木的产销额达1．2亿元；而发展以黑山羊为龙头的黑兔、黑禽等特色养殖，“三黑”品牌也已初步形成；浏阳生物医药园已开发建设成中西部地区最大的生物医药专业园区，并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成为该组织在中国唯一的生物医药产业区。

如今的浏阳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国家级贫困县”，它正以那独有的“特色产业”续写着“浏阳现象”的神奇，昂首阔步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简介：张立云，男，现年34岁，大学本科文化。从事新闻工作十年，现为自由撰稿人，为多家报刊杂志的特约记者和专栏作者，出版编著有《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