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残疾人的生存状态调查报告
摘要 弱势群体是相对于强势而言的，对于城市来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最能体会到弱肉强食。在这个提倡竞争的社会，只有变得更强你才有生存的可能，因为城市人是没有其它退路的。他们没有土地，无法像农民一样自给自足，除了出卖劳力和脑力，他们别无选择。所以城市的道路会越修越宽，以使之能承载更多的奔波者。如果你跑不动，又偏安于平淡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还留给你多大的生活空间？杨汉琴和他妻子李袁林是一对残疾夫妇，年老且身体不便，在社会中属于竞争力弱的群体，但却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得到生活上的救助，他们在无奈中渐渐地沦为社会的底层。
关键字 残疾人 低保 残联
研究方法 实地研究 调查地为湖南省长沙市选取的是某个社区的残疾人夫妇，通过对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工作背景的了解及政府相关部门对此的解决之法简要分析目前城市残疾人的生存状态。
研究对象 一对残疾夫妇的家庭状况和生活状态
导论
我国已走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路程，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也已十多年，城市原来的国有企业纷纷解构。职工的名词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员工、零时工等等新名词，那些以前的职工何去何从了，他们目前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问题。
虽然近些年来农民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城市变成所有人涌向的中心，但是在这个想象的梦想天堂中却真真实实地的存在着贫困、压力、甚至是走投无路，而它们就在繁华的背面。希望通过这个调查来展现这种情况的一个真实侧面，以引起人们对城市底层人民生活的关注，尤其是对像残疾人这样的弱势群体。
初见杨汉琴
《九九艳阳天》的调子，我从小听到大，不是因为父母爱唱，而是家门前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成天拿着装满泡泡果的塑料袋的瞎眼叔叔一边贩卖一边大声唱着这首歌。
我孩提时很喜欢吃这玩艺儿。它是用大米做的，像一根管子，中间是空心的。大人都说不能多吃，因为怕引起结肠，所以我也只是每次买上一两根解解馋。说起来，这已是我读小学的事了。
记得那时，真是未见其人，先听其声就知道是那个卖泡泡果的人来了。当时他所唱的歌都是蛮流行的，再加上自编的反映自己生活现状的词很是押运，大伙听着觉得挺逗挺新鲜，捧他场的人还真不少呢。不过也是拜他所赐，我连这首歌最原始的歌词都不知是什么，也不记得原唱是谁，倒是对他那幅笸箩嗓子记忆犹新。今年暑假回家，一天，在实习完下班回家的路上又一次遇上他，重温那声音时着实令我吃惊：都多少年了，泡泡果都足已消失在大街小巷了吧，难道他还靠这个为生？
长沙的夏天暑气极重，下午5、6点了还热得不行，我撑着伞，走得快到家时看到他在做生意，实在纳闷便追上前去借买泡泡果之机与他攀谈起来。
“怎么还卖这玩艺儿？”
“不卖这个我怎么活呢？”他倒是好脾气地和我说， “我眼瞎，看不清，再说，我又没本钱做别的生意。只有卖这泡泡果啰。”他顿了顿，叹了口气。
“那现在还有人买吗?”
“有，一天不管怎么着也要卖掉大半。”
“还卖一毛钱一根？”
“是的啰！哎，这猪肉涨价，米、油涨价，只有我这泡泡果涨不得价！”
“一天下来能挣多少呢？”
“那挣不了多少咧，9块钱换成了20块啊，你说，如今肉价涨到13块，我一天挣的钱都不够买一斤肉！这日子还怎么过？”
“那您吃低保了吗？”
“吃低保？你一说我就生气。我没吃，人家有空调的吃低保，就我这瞎子没得吃！说是我户口不在居住地，就不办理。我户口在北站，但是我住在这边啊，大家又不是不知道。我也不靠它什么低保，只要我儿子有工作能挣钱就好啦，可惜他24岁了还没份工作……” 说着，他的声音也大起来，引得周围人都停下来看。我想在路边也是说不尽的不如找个时间好好听他说说他的故事。
“如果您不介意，我想哪天到您家与您详谈。”
“可以啊，我家住在西长街那边，你知道吉福街吗，我就住在吉福街17号。你去那里一问卖泡泡果的就知道了。我白天出门做生意，晚上都在家。”
说完他转身又开始唱卖他的泡泡果去了，带着他那特有的歌声……
“今天的日子好难过，
泡泡果只准卖一角。
一天不卖泡泡果，
一天也别想活……”
寻找繁华背后的贫困
昨天晚上有些失眠，翻来覆去想的都是杨汉琴家的事。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望着那个家徒四壁，居住在没自来水的旧房子里的残疾夫妇，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钱是什么，我突然知道了它另一种分量。
昨天吃完晚饭，我便去寻找吉福街17号。天已渐渐暗下来，我穿梭在路人指导下的一条又一条的巷子中，“这一条长长的街就是吉福街。”便利店的老板告诉我。两边的房子很密，小餐馆是鳞次栉比，到处充斥着油烟味。店面的灯黄黄的打在街巷里，昏昏沉沉，男人们都赤着身子坐在外面歇凉。
快走到巷子尽头时，我终于找到了17号，杨汉琴正好也在外面歇凉，我叫了声他，他听出是我便客气地请我去屋里坐。他家的门也是临街巷而开，窄窄的，进去一看，到处都好脏，就像很久没打扫过了，灰尘很多，墙壁都是黑的也裂了缝。房子有两层，楼梯还是旧式木质的那种，楼上是他儿子的房间，楼上楼下一共才27.1平方米。没有厨房、没有厕所。他空出把椅子给我坐，我看着想，那椅子都好多年了吧，又矮又小，我乡下姨妈家也有那种。屋子里摆了一张床，一台旧电视机和VCD，旧式碗柜在脏乱的案台上立着，坏了的抽屉里零乱地散着一些歌碟，老坐式风扇在呼呼地转着。本来只开了一台，怕我热又开了另一台。
“不用，我吹一台就够了。”我知道他们都是节俭地过生活的。
“咳，没事，反正我们早就欠了电费3、4年了。”他说
“ 他们不来收的吗？”
“来收，可我们没钱啊，就欠着了，估计欠了1千块钱的电费了。要断电就随他去。”他讲着。
“你家里这么困难为什么不申请低保？”我单刀直入。
“拿了那低保就得喊防火防盗啊，每天从下午5点到晚上10点，那样我就做不成生意了。我夏天上午10点左右出门，卖到下午7、8点，冬天早点回大概是做到下午5、6点的样子，还有家里许多的事忙，我就没法去喊防火防盗啦。”
“那您固定收入是多少？”
“我是410，加我堂客的200，我细伢子24岁没工作，家里一个月就只有610元。”
杨汉琴今年54岁，他有三级残疾，左眼是人造瞳孔，1956年开过刀，右眼眼球萎缩。视力远视是0.2，近视只有0.08。1981年抵职在湖南外贸食品站工作，后调到民政系统做开关、电表之类的工作，再后来单位给了他3、4万元就了难了。从1993年开始在大街小巷卖泡泡果至今。
“当时，您的生意还算好吧，而且物价也没有现在高。”
“但是也没留住钱啊，都用在小孩读书上了。我儿子在十六中初中毕业后又在十中电子中专读了3年，后来听说青少年宫有个大专就又去读了两年，每学期都是一千多的学费。也没用啊，到现在也没个工作，就是有时去摆下地摊，给人家做个帮工。哎！2005年去学了一年多摄影，还实习了半年，回来说开个摄影的店子要十多万，你说我哪里有钱！”他又接着说“我呀也不指望什么低保，只要我儿子有个工作就好了。你帮我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啰？”
我顿时不只如何回答，我知道我没那个能力，但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需要希望。
“哎！我现在是外婆死在楼上，上不得上，下不得下。”
这时，有两位阿姨进来，她们一位是杨汉琴的朋友，叫叶秀兰，住在不远的坡子街，她得知我是来了解情况的后马上对我说“他家好困难的，你看这房子啰，好老的啦，又没工作又是残疾人。”
另一个是杨汉琴妻子李袁林的老朋友，名叫蔡玉喜，44岁，她1985年进厂，李袁林1993年进厂，算是老同事了。当时她们的单位是西区教学仪器厂，1996年市场经济时厂子垮了，每人每月只有168块钱，职工们觉得少了就提意见，到2003年时加到200，至今没变。
没多久，一位脚有残疾的女士弯着腰挪进来，她就是李袁林。今年50岁，因为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导致右腿残废，属残疾二级。现在在私人办的彩印包装厂工作，她说这个厂其实就是以前的仪器厂，只不过换成了私人老板。200块钱也就从以前的厂转到现在这个厂拿。接着，她和我讲起了房子的问题。
据李袁林回忆，他们以前是住在塘家巷的，后搬到北门，大概是2003年在拆迁办的要求下安置到吉福街17号，每月继续交50块的月租费，没想这里竟然连自来水都没有。这些年全靠提公共水龙头的水喝，老公是瞎子，自己是瘸子，很不方便。问自来水公司，说是要一千块钱安装费，就没安。没有厨房就把煤炉放在门前做饭，下雨时就在房内做饭，洗澡就在门外2平方米的小间洗，厕所用公共的。但是，杨家后来买下了公房的房产证。这种房产证使居住者拥有50%的使用权。
“听说这里要拆了，又没拆，不知怎么搞的。不过，我们的户口又不在这里，到时即使拆房也分不到钱。”李袁林说。
“那时还传过李嘉诚要这块地呢。”杨汉琴在一旁补充道。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块地段的价值。其实吉福街属市河东商业中心的边缘地带，紧靠湘江，左通中山路，右通五一大道，但它却被夹在高楼大厦中间，谁也不会想到这条狭长的小巷内集聚着繁杂的人群。他们许多都不是本地人，外地来长沙做小本生意的居多，但是如果把这些矮矮的旧房子都拆了，空出一片地方可能又将是一个生财之地。
向残联和民政部门求助
现在物价飞涨，钱多钱少都要生活，可是残疾人不同于普通人。他们因身体不便自己获得零时工作的机会少，那么是否能通过其它方式获得生活补贴呢？按情理应该是要享有特殊救济的。到底有没有关于此项的救济呢？
湖南省残联网（市残联网无法显示）上面的政策法规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在福利方面，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劳动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残疾人劳动就业统筹规划，为残疾人创造就业条件。”
第四十一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通过多种渠道给予救济、补助。国家和社会对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人、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按照规定予以供养、救济，有基层组织依照‘五保户”的有关规定组织供养。”
那么具体是怎样给以救助，什么条件的给以什么程度的救助，钱由谁出，都一无所知。我决定去找市残联。
8月17日上午，我来到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信访部的喻部长接待了我。
当我问及残疾人的具体福利政策时，喻部长说：“没有具体福利救济的规定，那些都归民政管。残联不属于政府机构，我们这里只负责帮助就业、康复、教育。”
可是残联的政务公开栏上是这么写的：残疾人联合会是地方组织，是将残疾人自身代表组织、社会福利团体、事业管理机构融为一体的综合性残疾人事业团体，其主要职责管理残疾人的劳动就业、特殊教育、康复训练、扶贫解困、文化体育、无障碍环境以及权益保障等。而它设下的组织文宣基金部的工作职责第3条写道：促进残疾人优惠政策和福利措施的落实，帮助残疾人参加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
“可是你们的政务栏上的组联文宣基金部有说福利措施的落实啊？”我问
“你说的那个基金项目我们没有开启。”
“那你们的资金是哪儿来的？不是还有帮助康复的项目吗？”
“我们的资金是靠社会募捐来的，康复就联系康复中心啊。现在我们没有去募捐所以没有福利救济。残联不是政府部门，除了就业保障金没有其它资金。要想得到特殊救济就要找社区，他们把情况反映给民政局，看具体情况而有所倾斜的。”
至于其它权益保障，喻部长说残联可以给他们提供咨询。
有困难，找社区。8月21日，我和杨汉琴来到吉福街社区咨询。原来，吉福街社区低保专干曾在2003年去了解过杨家的情况，在得知他家两口子有600元的固定工资，当时他儿子杨中立在家乐福超市工作的情况后，认为他们不符合低保的要求，所以没有帮他家上报。当时低保的要求是每人收入不高于180 元，而现在是每人不高于220元。如果当年是因为超过救助标准而遭拒绝的话，那么现在他儿子失业，三人共收入为610元小于规定的标准660元，街道办事处会不会批准呢？
吉福街社区的陈主任说很难，“这只有几十块钱的差距，而一般批下的人的申请情况是收入为0。”社区工作人员去调查那些人的情况，他们的各项都符合标准，所以才批下来，但如果收入真是0的话，他们之前又是怎么生活的呢？
“有些人是劳动潜在力，平时这里打打零工，那里又挣挣小钱，也够基本生活。还有些是吃老本的，家里也许有几万块吧。”陈主任说，“这些隐性财产谁也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按道理这样的家庭就不是那么困难，不应该吃低保。”
据陈主任介绍，杨家的情况在社区属中下层，但不属于最低层，还有很多更加困难的人等着救济，所以街道办事处批准地可能性不大。（户口不在此地也可以申请低报的，只要住在这。杨汉琴可能搞错了。）
吉福街社区属开福区，除去流动人口外，常住居民2000多户人，光拿低保的就有400多户，占了25%。而它所属的通泰街办事处11个社区低保户累计达17352户，共包括40781人，是市开福区低保人数最多的街道办事处。这一片其实是长沙市的老城区，现在也相当于棚户区了，许多其它地方的拆迁户被安插在此。因为这里房子旧有许多都还是解放前的木质双层楼房，房租便宜，所以也是外来人的集聚之地。
也许相对来说杨家不是最困难的，但是杨家的情况算是特殊的。两口子都是残疾人，靠卖点泡泡果来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民政部门对此种问题会是怎样的答复呢？
8月23日，我来到区政府。
区残联的工作人员说，从来都没有对残疾人的特殊福利救助的政策条例，除了康复活动，提供就业咨询，帮助残疾人受教育，他们残联没有其它的资金援助。
目前，固定的资金救济就只有低保。那么低保方面有无对残疾人的特殊照顾呢？主管城乡低保等社会福利救助工作的区低保局尹局长表示没有什么特别，只要是困难户，只要满足低报申请条例，并且通过了社区的民主评议由街道报上来，就能享受低保待遇。在这点上残疾人和正常人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低保的钱数上有所倾斜。
虽然，民政局的主要职责包括募集社会福利资金，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但是，区慈善会的吴理事说他们募捐来的慈善资金多是用于救助困难家庭的孩子上学和节假日对于困难家庭的慰问的，并无用于残疾救济方面。那么残疾人生活的困境应该向谁寻求帮助呢？
对于杨家来说，他们还有个健全的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希望。杨汉琴不指望低保，他只希望儿子能有份正式的工作，靠人不如靠己。
结论
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尖锐并都以各自的方式显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改革开放给了每个人自由展现自我的平台，但是，对于50、60年代的人来说一切又如梦幻。他们的青年时代是手捧公认的金饭碗，然而突如其来的变革使他们手足无措，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够灵敏地适应社会才落此下场。就像杨汉琴、李袁林一样，他们有些其实是身不由己才渐渐沦为社会的底层。但是，对于像他们这样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残疾人，他们的权益代表残联却像个被架空的机器，更多的只是搞搞眼睛康复活动，办理残疾证明，完全被资金的缺乏所束缚。而目前民政局对于解决老百姓生存困难的矛盾问题又只给出了一种救助方式——低保。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一种救济方式显然是不足以应付的。
另一方面，虽然最高低保额有600元但具体操作时可能只划给申请人200或300多元，很少有给满的。对于低保怎么个划法也并无具体的标准，全靠社区低保考察队和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的建议。也许，正如区低保局的工作人员所说得那样，具体操作层面是很难把握的，有时应灵活处理，但这样就很有可能存在人治过程中的必然弱点：随意性大、不公平、不公正。如何解决，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余论
其实，在此状态下长期生活的他们有着特殊的生存心理状况。例如，杨家夫妇指望着唯一的儿子杨中立，花了很大的成本供他读书，而且对他也十分疼爱，但身处这种环境中的杨中立却养成懒散的作风，成日无事就躲在楼上睡觉，要不就在外面玩，这令我不可思议。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他们一家三口对这个社会、他们的未来究竟持怎样的看法？这是我调查之后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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