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可以打死人不负责？--全国人大督办，检察机关立案调查：贵州“禹作敏”

计划生育可以打死人不负责？

——全国人大督办，检察机关立案调查：贵州“禹作敏”

转自《法制教育网》

原文地址：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000%2F4%2F2007%2F6%2Fli07394133415670024620-0.htm

摘自《检察风云》2007年第11期

文/夏世信

全国人大督办，检察机关立案调查：贵州“禹作敏”

编者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天津大邱庄的“土皇帝”禹作敏，在其亲信把违抗他“旨意”的农民活活打死后，公然对抗公安执法，被法院以5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本文披露的，是一个类似于禹作敏的也有众多荣誉加身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恶行，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无辜农民被欺压残害的大案。揭露此案，可以伸张正义，唤起公民维权意识，促进和谐社会建立。

儿被打死父遭陷害

在贵州六盘水市的盘县有个老厂镇，老厂镇有个色绿村。近年来，这色绿村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很有一点名气。这名气是随着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唐克学的出名而出名的。2002年5月，唐克学作为贵州省的唯一代表，出席了中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总结表彰大会；同年8月，贵州省某领导到色绿调研时题词夸赞色绿村是实践“三个代表”的一面旗帜。接着，《人民日报》2002年7月16日第11版以《唐克学：穷山沟念出致富经》为题，报道了唐克学在农村基层实践“三个代表”，穷山沟里念出致富经的先进事迹。读着这些报道，唐克学确实令人敬仰。

然而，很难相信，就在这样一个被称作全国、全省、市、县实践“三个代表”的先进村，居然发生着这样血淋淋的冤案。

一个老老实实的乡下青年，被一个号称全国劳模、有着“县委委员、县人大代表、市委候补委员”等头衔的村支部书记伙同镇人大主任、镇党委副书记、派出所长等一大群“人民公仆”活活打死，最后连尸骨也找不着。这事就实实在在发生在2003年7月6日至10日的贵州省盘县老厂镇那地方。冤死者父亲为给儿子申冤、上告，到处状告无门不说，却反被人弄成“犯罪分子”进了牢，打断了手。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死者谭建的父母从镇告到县，从县告到市、省，后来不得已才两上北京上访申冤。

祸起小便后一声咕噜

2003年7月6日，色绿村二组一村民去镇上赶场，这青年叫谭建。小小乡场，没有城市那样的公厕，就走进一家民用厕内解了个小便。不料刚一出来，正巧被人当头泼来一盘脏水，这谭建于是咕噜了一句：“妈哟，乡下人连上厕所都被人欺负。”如此而已。

没料到这一声咕噜被一个女人听见了，这女人是本村支部书记唐克学三弟的一个女儿，属唐支书家的人。当地人没有一个不对这家人敬畏如万岁皇上的，是谁却敢这般无礼？于是，这唐家的“公主”一吼，就跳出唐克学的二弟唐克江来，不由分说，揪住谭建的头发啪啪啪就是几耳光，打得谭建两眼金星乱跳。出于自卫的本能，谭建也抓住唐克江抓抓扯扯嚷了起来。那时，谭建的母亲连忙又拉又劝，两人便各自回了家。事情本也没多大的了不起，若是平常人，这事也就算了。但是，唐克学回来听说后却不罢休。他认为，居然有这样“不恭”的事件发生，这还了得？非要教训教训谭建不可，不然，这全国劳模、县委委员、县人大代表、六盘水市委候补委员的面子往哪儿搁？

于是，唐克学向老厂镇派出所所长屠定平报了案，说他弟弟唐克江被谭建无故打伤躺在床上动不了了。这唐克学的头衔太多，他还是当地镇党委委员，虽是小小村支书，却是到处都能说得了话的人。所以无人不怕他，无人不讨好他。人们还传说着这样一则新闻，说省里某领导正在与一个地委书记谈工作，忽然秘书报告说唐克学来了，那省领导忙对那地委书记说，你等等，有个全国劳模来了，我先接待他一下。可见唐克学面子之大。那派出所长屠定平一听是唐支书唐委员的弟弟被人打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带了两个民警，提了手铐，坐着唐支书的小车，由唐支书的三弟唐克猛开着车子，在老厂镇水厂处像抓逃犯一样，将谭建按倒在地，用手铐反铐了双手，不由分说就把谭建逮了。

接着就是用各种招数要谭建老实交代，问谭建是怎样打唐支书的兄弟的，谭建一一如实讲来，自是和唐支书讲的不一样。于是又使用常规的和特殊的法子，可谭建就是宁死不说假话。屠定平多少还能依法行事，他请示唐支书说：“这人没有犯罪事实，定不了罪，按规定，留置盘问不能超过法定时限。咋办？”

唐支书说，不能放人。

不能放人又咋办？

唐克学马上给镇党委副书记杜玉花打电话说：“喂，你不是经常说，在搞计划生育工作中打死人国家不追究法律责任，县政府对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允许直接打死，还有内定死亡指标吗？现在你我因搞计划生育得罪了人，谭建扬言要杀死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你看咋办？”

哪个谭建？我和他无冤无仇，他为啥要杀我儿子？杜玉花不是傻子，她知道这是唐克学要她以计划生育的名义收拾人。她也明白，唐克学在县里，市里，乃至更上边，层层领导都相信他，人家在上级领导面前一句话，胜过你金钱万万千。于是，这女人当即表态：“行。那就定他个破坏‘计划生育’。”就这样，一个无辜青年的“死刑”就由他们在电话里这样定下了。

当晚，杜玉花副书记和唐克学、镇人大主席张学明、副主席张某、副镇长刘波、镇计生办主任冯浪、镇党办主任郭运楼及计生工作人员纪保洪、余志国、肖某、李某等，从镇派出所把谭建押到了镇计生服务站二楼，关在一间屋子里，进行轮番拷打。先是唐克学出手，他一边打一边骂：“日你妈，你谭建敢对我兄弟还手？今晚老子就打死你。你晓得不？在盘县，以搞计划生育名义打死人是不犯法的。我们今天就搞一回不犯法又能死人的事给你看看。”

唐克学打累了，人大主任上，人大主任打累了副主任接着打，一共8个人，人人上阵。直打得半夜里很远的人都听得见那一声声毛骨悚然的惨叫。

尤其是那杜玉花，为讨好唐委员，表现得特别卖力。谭建几次昏死过去，杜玉花都提来冷水泼在谭建头上，泼醒了再打，边打边说：“你还装死？你不是要杀死唐支书的儿子和我的儿子吗？我今晚就叫你求生不得，求死无门！”说完，还站到谭建身上一阵乱踩乱跺，直至谭建口吐白沫才罢休。这时候，谭建就是求饶也不行了。从7月6日下午5点一直到7月10日中午，周围的群众每天都听到了那令人惨不忍听的哭喊声。一年过后，北京一记者前往调查采访此案真相时，还有附近居民向他反映说：“谭建叫喊：妈呀，我求求你们啦，我受不了了——哎哟——莫打了——求你们啦——”另一居民则说：“谭建被打死前，一直在喊叫，非常凄惨，恐怖得很，是活生生被打死的。太惨了。”

打死人连尸骨也不给

7月10日上午，唐克学、杜玉花等见谭建已经不行了，才通知谭建妻子去看人。做出一副助人为乐的样子说，你把人弄去医院医吧，我们给你2000元钱。这时谭建才从囚禁室里被妻子扶出来躺在值班室的一张沙发上。这时的谭建已经气息奄奄，谭建的妻子泣不成声，那人大主任张学明气势汹汹地对谭建和眼泪汪汪的谭建妻子说：“你这小伙子，以后看你还敢不敢再对唐支书家的人还手了。这两天你挨打的滋味好不好受啊？”然后吼道，把人弄到那边屋子里去，这里经常有群众来坐……

就在异常老实的谭建妻子回家去找了人来抬谭建时，人大主任张学明却说，算了，谭建破坏计划生育，自己死了，没有必要医了。

谭建的妻子是个非常本分而又苦命的人，她现在的丈夫谭建就是她死去的前夫的亲弟弟，谭建的哥哥出外打工死于安全事故后，哥哥留下一个侄儿，后来，他便娶了苦命的嫂嫂，也有了自己的一个儿子。他早在2000年4月就做了绝育手术，也没有任何违法乱纪之事，怎么会在2003年7月破坏计划生育呢？这个道理，连最普通的人也明白。谭建的妻子已经被苦难折磨得麻木了，但谭建的父亲不服，他要为儿子讨回公道。于是向县公安局报案，要求对死者的死亡原因验尸。

死了人，又有人要求验尸，公安局自然不能不去。县公安局法医当时验尸的结论为：“颅骨多处裂损，胸部被外力致伤成稀烂状伤，肋骨呈异状隆起，肺叶肿大，体表遍体鳞伤，属外伤性致死。”

但是，没过多久，却不知怎么就冒出了一个谭建是服敌敌畏自杀的结论。

既是“自杀”，于是，老厂镇派出所就毫不客气地叫谭建的家属自行处理尸体：“限你们明天（2003年7月12日））上午11时前将谭建的尸体移走安葬，在此之前将尸体移走安葬的按政府原处理意见兑现困难补助。否则，公安部门将按法律程序对尸体强行处理。”谭建的父亲不服，坚持要求对非法拘禁谭建并致人死亡一事提起控告，要求追究一伙凶手的刑事责任。

既然说谭建是服毒自杀，过了20多天，那服毒自杀的“证据”当然也就样样都齐全了，而且是权威部门的。

唐克学，杜玉花、屠定平等人认为谭建的家属是不识抬举，于是不经死者家属同意，在事件真相尚未查明之前，强行将谭建的尸体作了毁灭性处理。3年过去了，至今谭建的家属也不知谭建的尸体在何方。而且，在该案的死因上，后来竟传出一种说法，说谭建喝的敌敌畏有可能是他妻子去看望谭建时带进去的，说谭建妻子早就想谋杀谭建。

打死了人连尸体也不给，还猪八戒过河倒打一耙。

为了证明他们的确正大光明，在谭建的尸体被他们处理了20多天后，老厂镇派出所所长屠定平于7月29日送了一样所谓的“死者胃残留物”到六盘水市公安局进行技术鉴定，那么，就有了一份像模像样的检验结论：“所送检材胃内容物中检出有机磷农药敌敌畏成分。”

父为儿申冤被诬贩毒坐牢

只要稍有一点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明白，一个完全失去自由的人，从被非法关进镇派出所，然后又被关进镇政府的计生服务站的小屋里，一直被拷打90多个小时致死，谭建去哪里找来敌敌畏自己喝下去呢？除非是有人强行朝他嘴里灌。谭建的父亲谭开荣不服，于是向有关部门提起控告，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03年10月14日，盘县公安局以“盘公刑字[2003]01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通知谭开荣说：“本案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

还是北京来的那位记者，在一年后深入采访后撰文这样写道：“记者采访中找到一位直接接触案件核心的老厂镇居民，他告诉记者：”谭建解剖的时候，解剖的人都没有说有敌敌畏。‘他还说：“镇计生服务站每天早上屋子里都有人打扫，一个烟头都会被丢掉的。据我所知根本就没有敌敌畏。’他强调：”肯定没有敌敌畏。‘“

现在，我们不管谭建是不是喝敌敌畏自杀的，但有一点，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死者家属当时就不服，为什么要强行将死者的尸体掩藏，且至今不说出尸体埋藏的地方？

谭开荣不服，于是继续控告唐克学及镇人大主任、副主任、镇政府办公室主任、镇计生办主任、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等直接参与打人的8个凶手。

如果真是违法必究，这8人均应受到法律制裁；也正是被告的人太多，尤其是唐克学，那是县里，市里乃至省里的一面旗帜，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所以，谭开荣告来告去，就是一直没人立案。其间，谭开荣告到市、省政法委，省、市政法委也确实非常重视，批示要认真调查，县、市公安局均派员调查过，认为谭开荣没有诬告，然而，却就是不见立案。而且还以盘县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形成结论：1、谭建不理解计划生育政策；2、谭建的死直接原因是服用敌敌畏；3、干部动手打人，由县纪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后来六盘水市委也特地组成专案组调查，但最终定性为：谭建的死和这些干部没有直接关系；毒源不清，干部有一定责任。

县、市两级都极其认真地调查了，处理了。如今你谭家还要告，就是不相信组织，不相信党，就是无理取闹，就是干扰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了。

但谭开荣抱定只要是共产党执政，就一定能讨回公道的信念，依旧告状不止。

于是，接着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在谭开荣告状无门时，家里忽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自称姓张，主动谈到要帮忙为谭建打官司，并说可以帮忙写诉状。其实也没写，不过是东一句西一句地胡乱说了一晚的闲话，在谭开荣家住了一宿，吃了两顿饭，第二天就走了。第三天，镇派出所民警就突然来到谭开荣家，问：“谁来过你们家？”“没有哪个来过，只有两个姓张的来过。”“就是这两个，是我们正在清查的毒贩。”于是进行搜查，派出所民警径直去那两人头一天住的屋里搜查，而且一去搜查就在那两人睡的床上搜出了一包50克的海洛因。这下有了“证据”了，你谭开荣就是和这两人共同贩卖毒品的犯罪嫌疑人了，于是不由分说就把谭开荣带走了。

就这样，谭开荣因“贩毒”进了牢房，那两个“被清查的人”却不知道哪儿去了。因为证据“确凿”，谭开荣也就有口难辩。而且说他“贩毒的数量还不少，50克，连脑袋也保不住了。至此，死者谭建就只剩下已经麻木的孤儿寡母了。一些人料定她孤儿寡母也做不出什么事了。

但是，与谭建同村的一些人忍无可忍，有人便悄悄地拿起笔来继续义务地为谭建一家上告申冤。

谭开荣因“贩毒”被关押一个月后，因查不出他“贩毒”的真正证据，被他的律师取保候审了出来。

愤怒的村民告骗子

唐克学究竟是何许人？我们不敢妄加评论。

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利益者有不同的说法。

在官方的报道中是这样的——

“色绿村党支部书记唐克学在穷山沟里念出致富经，被村民们誉为农村实践‘三个代表’的典范。……唐克学在外出打工做生意挣了几十万元后，1991年，27岁的唐克学走上了村支部书记的岗位。从此，唐克学将个人致富变为带领全村人致富。

“山外找钱，山里脱贫。靠国家扶贫资金有限，眼界开阔的唐克学组织村民到市场上去找致富路、求发展，通过带领村民出去做生意打工，为村子挣回上百万元的资金。

“色绿人用挣回的钱搞起了科技兴农：推广良种良法，玉米地套种马铃薯和芭蕉芋。粮食多了搞养殖业，户户养牛、猪，光黑山羊就养了2700多只。有钱有粮了，村民们在退耕地和荒山上种植了3700多亩竹子和用材林、2400多亩经果林，每年仅木材加工和林木间伐的收入就有18万元。村里还办起了茶叶、豆腐皮、木材加工厂和养殖场，村级集体经济达23万元。

“在村里和村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唐克学又带领大家改变生存条件，修建和维修村组公路14公里，铺架通讯光缆三四千米，完成了通水、通电、通电视工程；村里办起了广播室；家家住上了新瓦房。小伙子不再为找不到媳妇发愁了。村里还建起了一栋948平方米的敬老院，赡养了53位孤寡老人。

“唐克学还先后拿出11万元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和支持公益事业。他把村里最贫困的16户作为自己的帮扶对象。特困户何联奎有残疾，种不了地，他一次性捐资5000元，给他家买了53只黑山羊饲养。”

看，唐克学的事迹多么感人，他把自己打工挣来的几十万元钱都无偿地捐给了村民们致富，这样的共产党员还不值得我们学习和宣扬吗？

但是，这里，我们不妨将谭建的同村人状告唐克学的一封控告信公之于世——

“……唐克学是一个政治骗子，处处弄虚作假，蒙上欺下，中央电视台2002年报道唐克学先进事迹，说他打工获得40万元人民币，用此款扶持色绿村人民办了那些好事，这纯粹是唐克学欺骗组织和人民。唐克学1990年前去大厂打过工是事实，但他并没挣到钱，连回家也是一路乞讨回来的，从何而来40万元巨款？由以下事实可知他的生财之道。

“其一、色绿村有位无子女的残疾老人何联奎，唐克学顶其名向国家贷款33万元。唐用这些钱买官买各类头衔和搞他的个人形象工程。几年后，老人去世。国家无法收回这笔贷款，唐克学却富了。又比如，侵吞国家给村里的无息贷款，其中一次就是6万元。唐克学找了何联奎、洪祥顺等6位孤寡老人，每人打了1万元的收条，对上声称扶持了6位困难老人，实际上每位老人只得了200元。

“其二、强权兜售，巧取豪夺。如1997年，唐克学与县里某局合谋，将一批快淘汰的旧电视机高价卖给本村村民，从各家的扶贫贷款中强行扣除。

“这些年，唐克学用他精心编织的形象工程为一些人争得了脸面，更为他自己上上下下骗得了莫大的面子。说他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无偿为村里的孤寡老人办起了敬老院，村里的孤寡老人们在唐克学的义务敬老院里幸福地度着晚年……他还为许多贫困老人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新房……说他带领全村人致富，什么人均年收入达三四千元……这些年，盘县的唐克学作为一面旗帜，一块金字招牌倒处宣扬得红红火火，可就是这面旗帜，老百姓是怎样说的呢？”

这封控告信里是这样说的：

“在那次他打了一位‘五保户’老人后，他曾这样威胁众人说，谁敢和来参观的人乱讲我唐克学，我就敢打死他，你们算什么东西？打死了，你们去告吧，哪里的人不认识我？省里领导给我题过词，总书记我见过两次。”——确有其事。

“唐克学对外吹嘘村民养了多少羊和牛，其实是他去租来的，每次只要有人去参观‘先进事迹’，唐克学就到外地租牛羊来充数，租一头牛一天10元，租一只羊一天5元。他将谭开学、张登高的私人房子用钱租来拍电视镜头，说这是唐支书用自己的钱给残疾老人何联奎盖的房，并叫何联奎当时住进房子里做这做那，待参观和拍电视的一走，何联奎便赶快回他的破房子，新房主人也重回自己的屋里。一切都像演戏一样。色绿村的人没有言论自由，唐克学拥有一帮训练有素的解说员，上级有人来视察或参观，这帮人便以群众身份陪同，回答领导或参观者提的问题，真正的村民根本轮不到讲话的机会。如果谁偶尔有了讲真话的机会讲了真话，过后必定是棍棒加身。2002年有一天，来参观的人问一位在‘敬老院’的谭某某老人生活如何，这位老人说：”这里不如家里好，唐支书每天安排我们给他放牛放羊，我们吃不饱，因年纪大干活也快不来，唐支书就骂我们偷懒。“这天，唐克学一送走参观者，回到敬老院就把那说真话的老人打了一顿，致使老人昏迷多时。从此再也没人敢在参观者面前说真话。一些老人实在过不了唐克学这种‘敬老院生活’而纷纷逃走。于是，遇到上边有人来参观，唐克学就叫附近的老人来充数，拍完照或录完像后，便叫他们各自回家干活，就是死者谭建的奶奶也被唐克学多次叫去充当过‘敬老院的幸福老人’。”

这些群众呼声，假若有些言过其实，也仍然能让我们看到一些真实；或者说，从唐克学殴打谭建致死这一事实，我们已不难看出这里的庐山真面目了。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谁想去学习，去参观色绿村的先进事迹，任何人休想自己去“微服私访”，只有事先由有关组织打了电话，通知了唐克学，你才能进村去看一看，否则，你一进村就有人像当年的“红缨枪”一样，问你是干什么的？说得好，可以在他们的安排下让你看看，否则就将你礼送出境。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不明摆着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生死劫与“善后”

2004年9月，北京《法制与新闻》在一篇自然来稿中看到了关于谭建之死的报道。因事关事件真实与否的大事，不敢轻易发稿，特派了前文提到的记者潜入当地进行实地采访调查。为了获得真实的材料，该记者没有与有关组织联系，而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找了个当地人带路，直接找村民采访。当唐克学的耳目知道此事时，那记者的录音笔已录得满满的了。

后来，这位记者在他的报道文章中这样写道：

“当一个村民谈起谭建被打，她几天睡不好觉时，眼泪已在幽暗的灯光下盈盈滚动。我再一次相信这种情况下获得的信息是多么可贵且可信。”

“在我的多次联系下，六盘水和盘县的有关负责人最终决定接受我采访。……但情况的复杂超出了我的想象。当我离开色绿村时一辆长丰猎豹越野车就一路尾随。行至老厂镇时，另一辆警用面包车突然抄前拦住去路，几壮汉下车要求检查证件。我请他们先出示，领头者正是老厂镇派出所所长屠定平，我找他采访好几天了，但一直不见人，于是就说：”屠所长，我正想和你聊聊，我们一块儿去县城。‘屠所长连连表示’不用不用‘。“

“在山间转了几圈，警用面包车消失了，但长丰猎豹越野车却如影随形，有人认出这正是色绿村用车。离老厂镇越来越远了，行人逐渐稀少，跟踪的车子却多起来了。除了长丰猎豹，又来了北京吉普、三菱越野。一辆，两辆，三辆……最多时达六辆之多，它们大部分挂着警用车牌。这些车施展强大动力，在我们前后穿梭。在一前后无人的拐弯处，其中一辆三菱忽地从山路里侧超车，差点把我乘的车子挤下几百米深的山沟。如此三番，几度惊险，在最危急的时候，我甚至通过我的手机电波向亲人发出了我自认为是最后的声音。最终我决定不去县城，改赴邻近的普安县。与我同行的谭律师给他在普安公安局的朋友告急，直到普安县公安的警车来了，我们才摆脱追击的警车。”

这面旗帜是否经得起检验？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检验？是报纸上、电视上讲的是真实的，还是群众举报的是真实的？

不管是真是假，能不能给全国记者一个承诺，那就是你们不要事先安排，不要派人跟踪，在保证记者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让记者们自由地去当地采访？

就在北京记者那篇报道在北京发出后，谭建案的代理律师被省司法厅找去谈话，要他回避，不要参与这个案子。

真是要绝人于死地了，死者的父亲为告状被关进牢房，到省城请了个尽心的律师却又被上头以组织的名义谈话不许参与。

谭建冤死一案为什么就这样难于依法办案？不就是牵涉一个“全国劳模”唐克学吗？

不错，有关部门确实是在“尽一切努力，妥善解决善后事宜”。

但，那是怎样的努力，为谁“妥善”？

谭开荣们在贵州省内到处告，什么省人大、省政法委、省公安厅等等，一次没回音去二次，二次不行去三次，这些部门的接待处都认识他们了。也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终于，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注下，盘县和老厂镇做出了他们认为可以使谭家偃旗息鼓的一项让步，那就是用钱摆平。

2004年8月，盘县决定由老厂镇人民政府、盘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以及盘县民政局给予谭家一定的经济补助，且数额不小，一次性给予13万元。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谭家必须在一份协议书上签字。有关权威部门起草的《谭建死亡善后处理协议书》上，有一条是这样说的：“谭建对计划生育政策不理解，辱骂计生干部。有关工作人员当日将谭建带到人口学校学习计划生育政策、法律、法规，在学习过程中，镇人口学校的值班干部有过激行为。……2003年7月10日，谭建由其妻姜纯及母接出人口学校后，在值班室休息时服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有关部门想，一辈子也找不了这13万元的谭家，这下肯定满意了。而且，为了做出一种不护短的样子，还对三名非党干部：镇计生办主任冯浪和专职干部纪保洪、余志国做了行政警告处分；对唐克学也要做党内警告，只是按照盘县某副书记的说法，唐克学的身份特殊，须报上级批，报省纪委备案，现在还不是最后结论。

要谭家在这样的协议上签字，实际就是让谭家承认谭建是自己服毒身亡，你谭家领了钱就不要告。

果真是“妥善”。

殊不知，家里虽然很穷的谭开荣在读了《协议》中的那些句子后，却并不为那诱人的13万元所动，他说：“那样，我就对不起死去的儿子，我不签这样的字。”在县里来的、镇里的众多官员们的一再劝说下，也有人说，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头来，你分钱也得不到，谭开荣就是不签那个字。为了真理，面对13万元巨款不心动，这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

后来，果然就连一分钱也不谈了，不管你告到哪里，事情终归还是要当地来处理。你不听当地政府的话，那就等着吧。

砸锅卖铁坚决告状

从谭建被打死的2003年7月10日到2005年5月，为了告状，谭开荣一家所养的猪，一头也没自己杀了吃，全卖了。卖猪还不够，又卖了4头牛，牛卖完了，儿子的冤还没一点儿着落，于是卖树，前前后后共卖了200多棵树。就这样，还不行，于是，靠亲戚朋友东家凑一点，西家借几元，艰难地行走在漫漫的上访路上。

2005年5月18日，谭开荣夫妇两人不得已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访之路。他们在一些热心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中共中央信访办和国务院信访办。接待的人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说是来上访的，于是做了个登记，还给他们照了个相。但没想到，不一会儿，六盘水市驻北京办事处的人就开车到了，说他们的事，中央已经知道了，会按法律处理的，保证让你们满意。然后就请他们随办事处的人一道回办事处。老两口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问题，就随办事处的人回到六盘水市驻北京办事处。第二天，老厂镇颜书记、盘县公安局的杨某等5人就坐飞机到了北京，然后就把他们带上火车送回了六盘水老家。

回到老家不久，谭开荣就去找当初讲一定好好处理这事的颜书记，这时的颜书记不再是在北京时那个什么事都好说的样子了，板着一副爱理不理的面孔说：“你儿子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你告到联合国去吧。”

谭开荣万万没想到这些人在北京时一脸的笑容，一回来就翻脸。

不得已，谭开荣夫妇决定再上北京。这次，他们卖了家中的一头牛、一头猪，怀揣了2000元钱走上了第二次进京上访之路。那是2005年6月的夏天。这一回，他们带了一份律师给他们写的诉状。那时，全国上下正开展严打黑社会性质犯罪，律师就给他们换了一种告法，即从控告黑社会的角度告。他们到了北京后，找了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等，在那份控告里，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唐克学这个黑社会性质的政治骗子，从村骗到乡，从乡骗到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乃至把省委领导给他的题词到处作招牌。黑社会性质致死人命，死者家属投诉三年无结果，又遭毒品陷害进牢房，保护伞究竟为黑老大保护到何时？……”

就像上次那样，你只要一到北京上访，六盘水老家就马上会有人坐了飞机到北京接人。这第二次接人是更上了一个档次，除了上次的那个颜书记，连六盘水市的政法委书记也亲自出马了。鉴于上次的教训，这一回，谭开荣说什么也不回去。那政法委书记就把他的办公室电话、手机号等等都抄给了谭开荣，说：“只要你回去，我们一定按法律解决。若解决不好，你随时可以打我的电话。”谭开荣还是不肯走，那书记拍着胸膛说：“你总得相信一个人。我一个堂堂市政法委书记，难道这个事都解决不了？”

那时，人已经被他们看着，你不走也得走，书记们耐心地做工作，不过是想让谭开荣自己规规矩矩上车而已。不过，这一次进京告状，两口子比上一次多了个心眼，不再两口子一起行动，免得又被他们一块儿逮回去。因此，这次，他们只抓住了谭开荣，而没抓着刘武珍。

于是，妻子刘武珍就悄悄留了下来以待书记们回去后的处理情况。

谭开荣回到老厂镇后，拿着公安部的，中央政法委等单位的批示去找县公安局。殊不知先前去接他的那些人又全都不管了。当然，县公安局也有难处，局长说：你儿子的死，有关部门下了结论的。我们不能接待。只能受理你关于“卖白粉”问题的事。谭开荣只好打电话找那个市里的书记，这时候，那书记不再说“我一个堂堂市政法委书记，难道这个事都解决不了？”而是换成这样的话了：有关组织下了结论的，没法，只能那样了。

是呀，县委、市委都有结论，上面不发话，谁敢动唐克学一根毫毛？

于是，谭建的母亲——刘武珍就在北京继续进行着不懈的上告。然而，如上所述，当地不给你解决，一个孤苦的女人又有什么法？但，谭建的母亲是倔强的，她抱着不为儿子申冤就死在北京的决心，天天去找有关部门上访。从刚来时的炎夏6月，转眼间就到了北京寒风刺骨的数九隆冬，也没想到会来这么长的时间，初来时带的干粮、炒面都吃完了，钱也没有了。

在天安门广场，刘武珍坐在地上，把儿子被打死的照片摆在面前，像祥林嫂一样一次又一次向人们诉说着自己一家人的不幸遭遇。有好心的人就丢下一些角票，或者把手中没有喝完的矿泉水递给她；还有人给她买来一些包子之类的食物，使刘武珍感受到这人世间毕竟还有善良之心的存在。

漫长的8个月，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的刘武珍是怎样活过来的呢？她去垃圾筒里拣人们丢下的矿泉水瓶子卖，一个瓶子卖2角钱，刚好可以买一个2角钱的小包子吃。整整8个月，就靠拣矿泉水瓶子换馒头或韭菜包子过日子。在凛冽的寒风中，已经快60岁的刘武珍冻得瑟瑟发抖，她终于病倒了。她没钱买药吃，只能在心里默念着，我不能死，不能死。儿子的冤还没有申。在为儿申冤的信念中，她居然奇迹般地活过来，并站起来，继续去为儿子申冤。

在她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倔强的女人便横下了一条心。那天，她来到中央某机关门前大声喊冤，凡是见到进出的小车，她就坐在车前，堵着不让走。这就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为此，她被行政拘留，关了整整28天。

刘武珍的苦没有白吃，也正是这样一次次出格的举动，她反映的冤情终于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