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督办，检察机关立案调查：贵州“禹作敏”
转自《法制教育网》
原文地址：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000%2F4%2F2007%2F6%2Fli07394133415670024620-0.htm
摘自《检察风云》2007年第11期
文/夏世信
全国人大督办，检察机关立案调查：贵州“禹作敏”
愤怒的村民告骗子
唐克学究竟是何许人？我们不敢妄加评论。
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利益者有不同的说法。
在官方的报道中是这样的——
“色绿村党支部书记唐克学在穷山沟里念出致富经，被村民们誉为农村实践‘三个代表’的典范。……唐克学在外出打工做生意挣了几十万元后，1991年，27岁的唐克学走上了村支部书记的岗位。从此，唐克学将个人致富变为带领全村人致富。
“山外找钱，山里脱贫。靠国家扶贫资金有限，眼界开阔的唐克学组织村民到市场上去找致富路、求发展，通过带领村民出去做生意打工，为村子挣回上百万元的资金。
“色绿人用挣回的钱搞起了科技兴农：推广良种良法，玉米地套种马铃薯和芭蕉芋。粮食多了搞养殖业，户户养牛、猪，光黑山羊就养了2700多只。有钱有粮了，村民们在退耕地和荒山上种植了3700多亩竹子和用材林、2400多亩经果林，每年仅木材加工和林木间伐的收入就有18万元。村里还办起了茶叶、豆腐皮、木材加工厂和养殖场，村级集体经济达23万元。
“在村里和村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唐克学又带领大家改变生存条件，修建和维修村组公路14公里，铺架通讯光缆三四千米，完成了通水、通电、通电视工程；村里办起了广播室；家家住上了新瓦房。小伙子不再为找不到媳妇发愁了。村里还建起了一栋948平方米的敬老院，赡养了53位孤寡老人。
“唐克学还先后拿出11万元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和支持公益事业。他把村里最贫困的16户作为自己的帮扶对象。特困户何联奎有残疾，种不了地，他一次性捐资5000元，给他家买了53只黑山羊饲养。”
看，唐克学的事迹多么感人，他把自己打工挣来的几十万元钱都无偿地捐给了村民们致富，这样的共产党员还不值得我们学习和宣扬吗？
但是，这里，我们不妨将谭建的同村人状告唐克学的一封控告信公之于世——
“……唐克学是一个政治骗子，处处弄虚作假，蒙上欺下，中央电视台2002年报道唐克学先进事迹，说他打工获得40万元人民币，用此款扶持色绿村人民办了那些好事，这纯粹是唐克学欺骗组织和人民。唐克学1990年前去大厂打过工是事实，但他并没挣到钱，连回家也是一路乞讨回来的，从何而来40万元巨款？由以下事实可知他的生财之道。
“其一、色绿村有位无子女的残疾老人何联奎，唐克学顶其名向国家贷款33万元。唐用这些钱买官买各类头衔和搞他的个人形象工程。几年后，老人去世。国家无法收回这笔贷款，唐克学却富了。又比如，侵吞国家给村里的无息贷款，其中一次就是6万元。唐克学找了何联奎、洪祥顺等6位孤寡老人，每人打了1万元的收条，对上声称扶持了6位困难老人，实际上每位老人只得了200元。
“其二、强权兜售，巧取豪夺。如1997年，唐克学与县里某局合谋，将一批快淘汰的旧电视机高价卖给本村村民，从各家的扶贫贷款中强行扣除。
“这些年，唐克学用他精心编织的形象工程为一些人争得了脸面，更为他自己上上下下骗得了莫大的面子。说他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无偿为村里的孤寡老人办起了敬老院，村里的孤寡老人们在唐克学的义务敬老院里幸福地度着晚年……他还为许多贫困老人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新房……说他带领全村人致富，什么人均年收入达三四千元……这些年，盘县的唐克学作为一面旗帜，一块金字招牌倒处宣扬得红红火火，可就是这面旗帜，老百姓是怎样说的呢？”
这封控告信里是这样说的：
“在那次他打了一位‘五保户’老人后，他曾这样威胁众人说，谁敢和来参观的人乱讲我唐克学，我就敢打死他，你们算什么东西？打死了，你们去告吧，哪里的人不认识我？省里领导给我题过词，总书记我见过两次。”——确有其事。
“唐克学对外吹嘘村民养了多少羊和牛，其实是他去租来的，每次只要有人去参观‘先进事迹’，唐克学就到外地租牛羊来充数，租一头牛一天10元，租一只羊一天5元。他将谭开学、张登高的私人房子用钱租来拍电视镜头，说这是唐支书用自己的钱给残疾老人何联奎盖的房，并叫何联奎当时住进房子里做这做那，待参观和拍电视的一走，何联奎便赶快回他的破房子，新房主人也重回自己的屋里。一切都像演戏一样。色绿村的人没有言论自由，唐克学拥有一帮训练有素的解说员，上级有人来视察或参观，这帮人便以群众身份陪同，回答领导或参观者提的问题，真正的村民根本轮不到讲话的机会。如果谁偶尔有了讲真话的机会讲了真话，过后必定是棍棒加身。2002年有一天，来参观的人问一位在‘敬老院’的谭某某老人生活如何，这位老人说：”这里不如家里好，唐支书每天安排我们给他放牛放羊，我们吃不饱，因年纪大干活也快不来，唐支书就骂我们偷懒。“这天，唐克学一送走参观者，回到敬老院就把那说真话的老人打了一顿，致使老人昏迷多时。从此再也没人敢在参观者面前说真话。一些老人实在过不了唐克学这种‘敬老院生活’而纷纷逃走。于是，遇到上边有人来参观，唐克学就叫附近的老人来充数，拍完照或录完像后，便叫他们各自回家干活，就是死者谭建的奶奶也被唐克学多次叫去充当过‘敬老院的幸福老人’。”
这些群众呼声，假若有些言过其实，也仍然能让我们看到一些真实；或者说，从唐克学殴打谭建致死这一事实，我们已不难看出这里的庐山真面目了。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谁想去学习，去参观色绿村的先进事迹，任何人休想自己去“微服私访”，只有事先由有关组织打了电话，通知了唐克学，你才能进村去看一看，否则，你一进村就有人像当年的“红缨枪”一样，问你是干什么的？说得好，可以在他们的安排下让你看看，否则就将你礼送出境。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不明摆着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生死劫与“善后”
2004年9月，北京《法制与新闻》在一篇自然来稿中看到了关于谭建之死的报道。因事关事件真实与否的大事，不敢轻易发稿，特派了前文提到的记者潜入当地进行实地采访调查。为了获得真实的材料，该记者没有与有关组织联系，而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找了个当地人带路，直接找村民采访。当唐克学的耳目知道此事时，那记者的录音笔已录得满满的了。
后来，这位记者在他的报道文章中这样写道：
“当一个村民谈起谭建被打，她几天睡不好觉时，眼泪已在幽暗的灯光下盈盈滚动。我再一次相信这种情况下获得的信息是多么可贵且可信。”
“在我的多次联系下，六盘水和盘县的有关负责人最终决定接受我采访。……但情况的复杂超出了我的想象。当我离开色绿村时一辆长丰猎豹越野车就一路尾随。行至老厂镇时，另一辆警用面包车突然抄前拦住去路，几壮汉下车要求检查证件。我请他们先出示，领头者正是老厂镇派出所所长屠定平，我找他采访好几天了，但一直不见人，于是就说：”屠所长，我正想和你聊聊，我们一块儿去县城。‘屠所长连连表示’不用不用‘。“
“在山间转了几圈，警用面包车消失了，但长丰猎豹越野车却如影随形，有人认出这正是色绿村用车。离老厂镇越来越远了，行人逐渐稀少，跟踪的车子却多起来了。除了长丰猎豹，又来了北京吉普、三菱越野。一辆，两辆，三辆……最多时达六辆之多，它们大部分挂着警用车牌。这些车施展强大动力，在我们前后穿梭。在一前后无人的拐弯处，其中一辆三菱忽地从山路里侧超车，差点把我乘的车子挤下几百米深的山沟。如此三番，几度惊险，在最危急的时候，我甚至通过我的手机电波向亲人发出了我自认为是最后的声音。最终我决定不去县城，改赴邻近的普安县。与我同行的谭律师给他在普安公安局的朋友告急，直到普安县公安的警车来了，我们才摆脱追击的警车。”
这面旗帜是否经得起检验？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检验？是报纸上、电视上讲的是真实的，还是群众举报的是真实的？
不管是真是假，能不能给全国记者一个承诺，那就是你们不要事先安排，不要派人跟踪，在保证记者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让记者们自由地去当地采访？
就在北京记者那篇报道在北京发出后，谭建案的代理律师被省司法厅找去谈话，要他回避，不要参与这个案子。
真是要绝人于死地了，死者的父亲为告状被关进牢房，到省城请了个尽心的律师却又被上头以组织的名义谈话不许参与。
谭建冤死一案为什么就这样难于依法办案？不就是牵涉一个“全国劳模”唐克学吗？
不错，有关部门确实是在“尽一切努力，妥善解决善后事宜”。
但，那是怎样的努力，为谁“妥善”？
谭开荣们在贵州省内到处告，什么省人大、省政法委、省公安厅等等，一次没回音去二次，二次不行去三次，这些部门的接待处都认识他们了。也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终于，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注下，盘县和老厂镇做出了他们认为可以使谭家偃旗息鼓的一项让步，那就是用钱摆平。
2004年8月，盘县决定由老厂镇人民政府、盘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以及盘县民政局给予谭家一定的经济补助，且数额不小，一次性给予13万元。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谭家必须在一份协议书上签字。有关权威部门起草的《谭建死亡善后处理协议书》上，有一条是这样说的：“谭建对计划生育政策不理解，辱骂计生干部。有关工作人员当日将谭建带到人口学校学习计划生育政策、法律、法规，在学习过程中，镇人口学校的值班干部有过激行为。……2003年7月10日，谭建由其妻姜纯及母接出人口学校后，在值班室休息时服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有关部门想，一辈子也找不了这13万元的谭家，这下肯定满意了。而且，为了做出一种不护短的样子，还对三名非党干部：镇计生办主任冯浪和专职干部纪保洪、余志国做了行政警告处分；对唐克学也要做党内警告，只是按照盘县某副书记的说法，唐克学的身份特殊，须报上级批，报省纪委备案，现在还不是最后结论。
要谭家在这样的协议上签字，实际就是让谭家承认谭建是自己服毒身亡，你谭家领了钱就不要告。
果真是“妥善”。
殊不知，家里虽然很穷的谭开荣在读了《协议》中的那些句子后，却并不为那诱人的13万元所动，他说：“那样，我就对不起死去的儿子，我不签这样的字。”在县里来的、镇里的众多官员们的一再劝说下，也有人说，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头来，你分钱也得不到，谭开荣就是不签那个字。为了真理，面对13万元巨款不心动，这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
后来，果然就连一分钱也不谈了，不管你告到哪里，事情终归还是要当地来处理。你不听当地政府的话，那就等着吧。
砸锅卖铁坚决告状
从谭建被打死的2003年7月10日到2005年5月，为了告状，谭开荣一家所养的猪，一头也没自己杀了吃，全卖了。卖猪还不够，又卖了4头牛，牛卖完了，儿子的冤还没一点儿着落，于是卖树，前前后后共卖了200多棵树。就这样，还不行，于是，靠亲戚朋友东家凑一点，西家借几元，艰难地行走在漫漫的上访路上。
2005年5月18日，谭开荣夫妇两人不得已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访之路。他们在一些热心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中共中央信访办和国务院信访办。接待的人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说是来上访的，于是做了个登记，还给他们照了个相。但没想到，不一会儿，六盘水市驻北京办事处的人就开车到了，说他们的事，中央已经知道了，会按法律处理的，保证让你们满意。然后就请他们随办事处的人一道回办事处。老两口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问题，就随办事处的人回到六盘水市驻北京办事处。第二天，老厂镇颜书记、盘县公安局的杨某等5人就坐飞机到了北京，然后就把他们带上火车送回了六盘水老家。
回到老家不久，谭开荣就去找当初讲一定好好处理这事的颜书记，这时的颜书记不再是在北京时那个什么事都好说的样子了，板着一副爱理不理的面孔说：“你儿子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你告到联合国去吧。”
谭开荣万万没想到这些人在北京时一脸的笑容，一回来就翻脸。
不得已，谭开荣夫妇决定再上北京。这次，他们卖了家中的一头牛、一头猪，怀揣了2000元钱走上了第二次进京上访之路。那是2005年6月的夏天。这一回，他们带了一份律师给他们写的诉状。那时，全国上下正开展严打黑社会性质犯罪，律师就给他们换了一种告法，即从控告黑社会的角度告。他们到了北京后，找了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等，在那份控告里，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唐克学这个黑社会性质的政治骗子，从村骗到乡，从乡骗到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乃至把省委领导给他的题词到处作招牌。黑社会性质致死人命，死者家属投诉三年无结果，又遭毒品陷害进牢房，保护伞究竟为黑老大保护到何时？……”
就像上次那样，你只要一到北京上访，六盘水老家就马上会有人坐了飞机到北京接人。这第二次接人是更上了一个档次，除了上次的那个颜书记，连六盘水市的政法委书记也亲自出马了。鉴于上次的教训，这一回，谭开荣说什么也不回去。那政法委书记就把他的办公室电话、手机号等等都抄给了谭开荣，说：“只要你回去，我们一定按法律解决。若解决不好，你随时可以打我的电话。”谭开荣还是不肯走，那书记拍着胸膛说：“你总得相信一个人。我一个堂堂市政法委书记，难道这个事都解决不了？”
那时，人已经被他们看着，你不走也得走，书记们耐心地做工作，不过是想让谭开荣自己规规矩矩上车而已。不过，这一次进京告状，两口子比上一次多了个心眼，不再两口子一起行动，免得又被他们一块儿逮回去。因此，这次，他们只抓住了谭开荣，而没抓着刘武珍。
于是，妻子刘武珍就悄悄留了下来以待书记们回去后的处理情况。
谭开荣回到老厂镇后，拿着公安部的，中央政法委等单位的批示去找县公安局。殊不知先前去接他的那些人又全都不管了。当然，县公安局也有难处，局长说：你儿子的死，有关部门下了结论的。我们不能接待。只能受理你关于“卖白粉”问题的事。谭开荣只好打电话找那个市里的书记，这时候，那书记不再说“我一个堂堂市政法委书记，难道这个事都解决不了？”而是换成这样的话了：有关组织下了结论的，没法，只能那样了。
是呀，县委、市委都有结论，上面不发话，谁敢动唐克学一根毫毛？
于是，谭建的母亲——刘武珍就在北京继续进行着不懈的上告。然而，如上所述，当地不给你解决，一个孤苦的女人又有什么法？但，谭建的母亲是倔强的，她抱着不为儿子申冤就死在北京的决心，天天去找有关部门上访。从刚来时的炎夏6月，转眼间就到了北京寒风刺骨的数九隆冬，也没想到会来这么长的时间，初来时带的干粮、炒面都吃完了，钱也没有了。
在天安门广场，刘武珍坐在地上，把儿子被打死的照片摆在面前，像祥林嫂一样一次又一次向人们诉说着自己一家人的不幸遭遇。有好心的人就丢下一些角票，或者把手中没有喝完的矿泉水递给她；还有人给她买来一些包子之类的食物，使刘武珍感受到这人世间毕竟还有善良之心的存在。
漫长的8个月，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的刘武珍是怎样活过来的呢？她去垃圾筒里拣人们丢下的矿泉水瓶子卖，一个瓶子卖2角钱，刚好可以买一个2角钱的小包子吃。整整8个月，就靠拣矿泉水瓶子换馒头或韭菜包子过日子。在凛冽的寒风中，已经快60岁的刘武珍冻得瑟瑟发抖，她终于病倒了。她没钱买药吃，只能在心里默念着，我不能死，不能死。儿子的冤还没有申。在为儿申冤的信念中，她居然奇迹般地活过来，并站起来，继续去为儿子申冤。
在她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倔强的女人便横下了一条心。那天，她来到中央某机关门前大声喊冤，凡是见到进出的小车，她就坐在车前，堵着不让走。这就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为此，她被行政拘留，关了整整28天。
刘武珍的苦没有白吃，也正是这样一次次出格的举动，她反映的冤情终于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
2006年元月末，再有几天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了，刘武珍刚刚被从拘留所里放出来，老厂镇的人和盘县公安局的人就等在那里，不由她愿不愿意，硬把她接回了盘县。
迟到的春天
2006年4月，作为全国人大的一件特别督办案子，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绕开“是不是服毒自杀”这个解不开的死结，以唐克学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对唐克学、杜玉花等人立案调查，7月，唐克学及镇党委副书记杜玉花、副镇长刘波，被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8月被逮捕。
谭开荣的“白粉”案也有了结果。公安已经把那个去谭开荣家睡后，在谭家的床上留下一包海洛因的人抓着了，那人叫张世谷，是个长期吸毒的瘾君子。据张世谷交代，他和谭开荣家无冤无仇，而为何要栽赃陷害谭家呢？
原来是唐克学见谭开荣老是到处告，就想出一条妙计，要张世谷去栽赃谭开荣。根据贩卖50克以上的海洛因就可以杀头的标准，而当地海洛因的卖价是每克120元，唐克学就给了张世谷8000元，去买60克海洛因嫁祸谭开荣。所剩的钱算是给张世谷的劳务费。但这瘾君子一买来就自己吸上了，到去栽赃谭开荣时只剩下了47克。张世谷说那全是受唐克学的指使，钱是唐克学分两次给的。可是，这一对一的事，唐克学却拒不承认，说那是张世谷诬陷他。张世谷干吗要诬陷唐克学呢？（张世谷犯诬告陷害罪已被判刑4年。）
写到这里，唐克学是怎样一个人，已经无须赘述了。就算他当年真的拿出那么多钱来为村民办了很多实事，但他今天这个样子，还称得上是我们要千方百计保卫的旗帜吗？当年北方出了个禹作敏，而今这唐克学离禹作敏还差多远呢？
2007年3月15日，唐克学一案终于落下帷幕，六盘水市水城县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和诬陷罪判处唐克学有期徒刑两年，合并执行一年半；杜玉花以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副镇长刘波免予刑事处罚。三人均未上诉。但检察机关认为此案量刑畸轻，已提起抗诉。
这样的判决的确不尽如人意，但毕竟让恶人绳之以法了。虽然也迟了一些，但春天毕竟还是来了。浸着血和泪的漫漫三年申冤路，现在终于走出了头，谭建也可以地下瞑目了。
摘自《检察风云》2007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