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发生在中国边远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村寨中的文化现象。贵州省六枝特区梭嘎乡，这曾经是一个极其偏远和封闭的山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区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和全球化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要放在一起来讨论？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确定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意识的增强[1]。“全球化”这个名词的使用，是在相当新近的时候才推广开的，8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界还不承认它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时至今日，当我们讨论许多问题时都不得不将其放在一个世界的场景中来讨论，因为全球化的影响无所不在。
这一影响甚至打开了一个边远山村的封闭，让长期生活在这些山村里的劳动群体，开始流入城市，从他们熟悉的文化体系进入了另一个他们完全不熟悉的新的文化体系，在这里他们成了文化的边缘人。一方面他们要学习新的文化规则，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摆脱传统对他们的束缚，在无所适从中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了他们的下一代。
笔者要描绘的这个山村在贵州省梭嘎乡，这是一个苗族人的山村，由陇戛、高兴、小坝田、补空四个寨子组成。在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今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其中的陇戛寨与高兴寨的有关寨子里出外打工群体的一系列考察。
笔者之所以会到这两寨子来考察，是因为十一年以前，这些几乎封闭的山寨突然对世界开放了。挪威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在这里建立了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这不仅是两国政府的合作项目也是两国学者的合作研究项目。2005年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十周年之际，在贵州召开了一个有关生态博物馆的国际研讨会。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雨果 戴维兰说：“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现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在很多国家，很多村庄都出现了和当地人们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博物馆。这种新的博物馆有很重大的贡献，它阻止了文化的退化，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表达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良好愿望，但这一良好的愿望，这一欧洲的经验，在中国这个非常偏远的苗族山寨，是如何实践的，它的实践给当地人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上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而且这一欧洲的经验的实践真能将当地村寨的文化传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吗？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课题组八个人来到这里，在生态博物馆信息中心先后住了三个半个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近距离的，长时间的研究，给我国目前所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同时也是为了完成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研究任务，这是2001年立项的，由中国文化部资助的，费孝通先生指导的国家重点课题。
费孝通先生曾说：“本土人类学者的工作实际上不是在一个单一的参照系下进行的，在像我所做的那一类研究中，有两种异文化作为我的参照体系，这两者异文化便是在国内外其它民族中我自己的亲身阅历以及从社会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习中获得的有关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知识。”[2]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异文化包含有两种，一种是外国文化，一种是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相对于精英阶层的民间草根文化。这两种文化都可以为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供很好的参照体系。而我们这一课题的主要考察对象就是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和广大农村的民间草根文化，希望通过这些考察来了解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状况，同时更深刻的来认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是2005年的夏天，那时寨子里的青壮年劳力几乎都在外面打工，我们所接触的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通过考察，我们了解到，梭嘎生态博物馆所保护的这支苗族是箐苗的一个分支，当地人称其为长角苗，他们居住在六枝特区和织金县的12座苗寨中，共有四千多人。这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所有的文化和历史记忆全都是靠口口相传，由于长期的封闭，这里的传统文化保存得非常完整，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厚的地方，当时选择这里作为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很有道理的。
梭嘎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它囊括了长角苗12个寨子的所有范围。它的概念是将文化遗产保护在自然环境中，那些承载着这些传统文化的人也照样生活在其中。试图将他们的生活原样不动的传承下去，让我们这些外来者到这里来观看在别处已经消失了的传统生活，也就是有些学者常说的“原生态”的文化传统。
在生态博物馆建立以前，这里的女孩子几乎不读书，女人们不识字，也不会讲汉话。在六十年代以前，这里的人，无论男女几乎全是文盲，没有人识字，没有人会算数。直到那时还保持着结绳记事、刻竹记事的传统，即使到现在，老人们还是用与十二地支相联系的12生肖的属相来记日子，他们不仅不懂阳历，甚至不懂阴历。
60年代以后，成立了人民公社，为了记工分，当地人开始学文化。一位读过初中的彝族青年来到这里，开了他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学习汉文化的先河。于是，这里的部分男子学会了汉字，同时也学会了一些汉语，这是汉文化启蒙的开始。但也仅只是启蒙，因为即使是这里的男子也大都只读过小学二、三年级，认识自己的名字，会数一些简单的数字，会讲几句简单的汉语。即使这样，女人们也极少有人读书，因为不会汉话，也不会数数，女人们从不敢单独出去赶集，她们必须要有男人们一起才敢出门。而这些男人们也只敢在这周围的方圆几十里或几百里活动，并不敢走越远，因为他们知道，太远的地方不是他们的文化能够理解和能够达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在生态博物馆建立的短短的十一年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女孩子几乎有90%开始上学，而青壮年男性劳力者大部分出外打工，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笔者很想接触这些打工的群体，因为他们是最活跃的文化载体，他们的遭遇，他们的经历，能让我们知道这一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发展命运。
2006年春节，当我们再次来到寨子的时候，在去年夏天我们没有见着的打工的人群，几乎都回到寨子里过年了，他们的存在使寨子多了几分热闹与生机。有关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生活也就自然地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在我们面前的他们，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只在土地里找生活的农民。他们当过工人，到过城市，回到家乡也只是短暂的停留，过完年他们又将流走。这样的生活开始在1998年以后。
也就是说，在生态博物馆建立之后，这个村子才开始对外有了较多的联系。在这以前寨子里走得最远的少数几个男性也就只到过贵阳，大多数人连县城都没有到过。但博物馆建立以后，这里不仅来了许多的外地人，还有许多的外国人。这里不仅通了公路、水电，还有了电视机。电视机是区域化走向全球化最重要的工具。其使得即使远离大城市的人们，也可以和世界共享传媒经验，共享全球的共同思想和共同信息。也使寨子里的人们看到了他们生活以外的世界，那是一个他们不熟悉，但是可以赖以谋生的更加广阔的领地。
自从建立生态博物馆以来，这一曾被遮蔽的村寨热闹起来，来自世界和祖国各地的聚光灯，使他们的生活开始被照亮。政府的扶贫资助、国外基金会的扶贫资助、国内各企业和单位的扶贫资助，改变了他们以往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男性青壮年劳力，开始学习，开始走出山寨，进入到他们曾从电视中看到的陌生领地。
但当人们走出大山，进入到城市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所到的不仅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理空间，而且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空间，尤其是对于那些年龄稍大，又未读过多少书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从小习得的本民族的文化知识，本民族的文化规则在这里全然无用。《牛津新词典》中把“全球意识”定义为“解释（和理解）本人自己文化以外的文化，并常常作为对世界社会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的评价的一部分”。这些从山里来的苗寨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全球意识”，但他们必须从头学习和理解自己文化以外的文化。
在陇戛寨和高兴寨，笔者做了系列的有关打工者们的访谈。春节期间，这些打工者们在家休息，辛苦了一年，这些打工者们，大都聚在一起喝酒，唱歌和聊天。
陇戛寨分老寨和新在两个地方，陇戛寨全在有134户人家，546人。本来都住在山上，建了生态博物馆后，为了改善寨子里的人们的生活，政府在山底下建了一个新寨，让一些住在危房或房子质量太差的人搬了进去，因此，就有了老寨与新寨之分。笔者在陇戛寨老寨做了一份调查表，统计出老寨一共有80户人家，370人，青壮年男性劳力（18-50岁）75人，出门打工者54人。比例为72%，没有女性出门。另外，在高兴寨也做了一份调查表，高兴寨88户，372人青壮年男性劳力74人，出门打工者52人，比例为70%左右。另外，女性青壮年劳动力68人，出门打工者8人，比例为12%；另外，笔者针对每个打工者做了一份调查表，并深度访谈十余人。通过深入的考察，笔者了解了一些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困境。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高兴寨在外打工的苗族人，有百分之十几的是文盲，有百分之六十几的是小学文化程度，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的是初中文化，而且具有初中文化的人，主要是集中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三十岁以上的，初中生都极少。在这所有的人里面甚至没有一个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低，由于对自己民族以外的文化还缺乏适应性。其所从事的工作基本都是最危险、最脏、最累，或是工资最低、劳动时间最长的那种工作。
在考察中，我们了解到，这些打工的人的活动，大多数是在省内，只有少部分在省外。而且在外省打工的人年龄都比较轻，文化程度也比较高。从职业看来，基本都是最苦最累的体力劳动，其中挖煤是他们从事得最多的工作。原因有两个，一个贵州是一个煤矿大省，苗寨人在本省境内工作，语言的障碍比较小，离家也近，而且可以结伴前往。另一个是，相比较之下，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来说，挖煤的工资相对高一点。
即使说，挖煤的工资相对高一点，也只不过是1000元至1500元左右，有的还达不到。而且由于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得打工还要签合同，一旦挖煤出了事，打伤了或打死了，给的钱多少，也只能听凭老板的良心。如果老板给的钱少，他们也不识字，不知道如何讲理，更别说打官司。
笔者在寨里做许多访谈，其中有一个访谈对象叫杨忠权，今年40岁，读过小学一年级，基本是文盲，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他在贵阳郊区一个叫锯子崖的地方挖煤。他告诉笔者说，挖煤的隧道是100米长左右的龙坡，所谓的龙坡就是斜度的、陡的隧道。挖煤者要从里面把煤挖出来，还要用车推出来。矿井高的时候就站着挖，低的时候就跪坐挖，再低一点就平躺着挖。挖好煤后，先是用铲子将煤铲到背篓里，再用背篓背到斗车里，然后再用斗车推出来。一背篓煤，有150多斤，一斗车煤有一吨，一吨是2000斤，非常沉，一般是两个人推。24小时分三班倒，一班10人左右，一天一人平均只有十四元工资，一个月只有420元人民币，每个月吃饭交50元，由老板供给，除了吃饭还剩370元，这是笔者听到的最低的工资。许多矿主为了节约投资成本，基本不买任何值钱的设备，用的是最原始的劳动方式，让工人们完全用自己的体力为其挣钱。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据我们课题组统计，寨子里一家人的年收入大约在5至6000元左右，其中有一半是通过打工挣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出外打工，在当地务农，一家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但每家人每年的开销必须在5000元左右。外出打工已成为当地人改善自己生活的一条重要途径，其收入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尽管在外面打工又脏又累，收入很低，还非常的危险，但寨子里的青壮劳动力还是源源不断地出去的原因了。
笔者在村民杨光华家做访谈时，他和他一起打工的朋友们曾告诉笔者：“书读少了在外面困难得很，到了城里连个路都认不清楚，出去不懂文化，又不会看地图，也不会找公共汽车站。问路时，碰到心好的人会给你指一下，有些坏的人，不但不给你指路，还要吼你几句，瞧不起你。我们出门打工，一般都不敢一个人走 ，要大家结伴一起走。
如果迷了路，肚子饿了，身上钱又不够，也不敢到人家户找吃的，就硬挺着。天黑了，也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只有找个角落里睡一下。不过幸好有电话，实在不行就打电话，叫老乡来接，但问题是自己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恼火得很。坐火车时，也受欺负得很。上了火车，如果坐位被人家坐了，也不敢叫人家起来。”笔者问：“你们不会找乘务员吗？”他们说：“乘务员才不会管，他们根本不愿意理会我们这些农村人。还有，从城里打工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在火车上有人专门偷我们这些出外打工人的钱，看到起我们大包、小包的拎着，就知道是出门打工回家的人，口袋里多少有点钱。这些打工人老实，好欺负，所以他们早早就盯上了。辛辛苦苦打工回来，钱还被人偷了，心里真是不舒服。我们总是尽量大家一起走，人一多，胆子就大一些，人家也不敢欺负些。”
这些苗寨人，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虽然贫穷，也毕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但当他们离开家乡，进入到城市，则是进入到了一块完全的陌生地。人为什么害怕黑暗？就是因为在黑暗中我们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不知道，不明白。人不知道就会害怕，就会心里没有底。这些不识字、没有文化的苗族兄弟，进入到城市，就像在黑夜中行走。他们害怕这种黑暗，想驱逐这种黑暗，但他们又无能为力，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做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供孩子们读书，这是生活教给他们的真理。
读书上学已成为当地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因为只有读了书，他们才有可能顺利地进入到另一文化体系之中，才有可能改变他们在城市中的文化边缘人的地位，而进入主流社会。但孩子读书这笔费用，就不仅仅是吃饭了，小学和初中都是义务教育，基本不要学费。但到了高中一年光学费就要5、6千元，这比一家人全年的收入还高，因此，尽管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寨子里还是很少有人上高中。
当然，读高中的并不是没有，甚至读大学的都有，只是这种人极少，即使有，其家庭也是要付出极高的代价。笔者曾做过一个访谈，访谈对象叫杨玉友，今年54岁。他告诉笔者说：“50岁那年，儿子考上了高中，没有钱交学费，我只好去煤矿打工，我去了两次，第一次去了三个月，挣了一千多块钱。第二次，我又去了夏家冲附近的白杨冲(音译)，我只去了一个月，就被打伤了。有一天，我正在铲煤，一块巨大的煤块滚过来压在我身上，那块煤很大，八个人都移不动，煤块一直压到了我腰的下部，要再压得高一点我可能就没有命了。当时，我昏过去了，周围的人都以为我没命了。把煤块移开后，两只脚都断了。后来，大家把我送到医院，我求医生说，医生，你们要把我的脚医好，我还有孩子在读高中。后来，一只脚的骨头给接好了，另一只脚已经无法接，只好锯断了。我伤了脚，成了残废，老板给了我五万块钱。现在儿子读书已经花了二万多块钱。去年考高中没考上，我让儿子不要再读了，他不听，还要读，如今我的钱已经没有了，除了给他学费，家里还要开支。我残废了，不能下地，种苞谷、洋芋都是用钱请工。为了小儿子读书，我大儿子也去打工了，每年带点钱回来。”边说，杨玉友边勉强的笑着，但泪水却不停的流。他说：“我大儿子不敢再去挖煤了，就到浙江去打工。他一年只挣得一千多块钱回来。小儿子只好去水城读书，那点的学费便宜些。”
从梭嘎乡到水城县要坐二、三个小时的车，为了节约路费，他的儿子三、四个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回来都是为了拿钱。”笔者问：“为什么还要专门回来拿，不会寄过去吗？”他说：“我怎么寄，又不认识字，再说这里没有邮局，还要到乡里去寄，路很远也很麻烦。”
他感慨地说：“没得文化恼火得很，我在矿上，每天早上都要把写有名字的牌牌挂在班上。要不，老板就不知道你上没上班。我不认识字，也不知道哪个牌牌上写有自己的名字，总是要求人家帮忙。每次分工钱的时候也算不清楚，只好别人给多少算多少。”看着他一脸的无奈，笔者明白了，为什么苗寨人要奋起给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为什么他的儿子看到家里这么贫困，他还要坚持读书。他的儿子已经21岁了，这样的高中生，在城里已经很大了，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因为他要摆脱贫困、摆脱无知。虽然笔者没有看到杨玉友的儿子，但却深深地感觉到了一位顽强努力的苗寨年轻人的存在。
我们说话时，杨玉友的眼泪始终不停的流，但脸上却始终不停的在笑，笔者知道这是苦笑，是要强的笑，也是无奈的笑。
为了改变这个民族的命运，笔者在沿途的公路旁边看到了不少的宣传标语，如：“知识改变命运”，“不读书穷根难拔，富不读书富不长久！”“不送子女读书是违法行为！”“年满七周岁的儿童必须接受国家义务教育！”“全社会动员起来，不让一个孩子辍学！”“世界再大也不怕，学好文化走天下！”“农民致富靠读书，国家富强靠教育！”“买牛买猪也要送子女读书！”“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不送儿女上初中愧对国家与祖宗！”“初中不毕业，打工不合格！”
笔者在考察时，曾问当地人：“你们觉得现在的生活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我们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以前女娃儿都不读书，现在都读书了，读了书以后变得有文化了，会讲话了，但是读了书的女娃都不愿意穿民族服装了。
这些读了书的女孩子不仅不想穿民族服装了，她们甚至想离开这里嫁给汉族人。据说寨子里有四个读了初中的姑娘，她们自称为四大美女，有一个还率先剪了头发，立志要走出寨子嫁给汉族人。她们通过读书竟然成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叛逆者，但不知道为什么，她们让笔者想起了“五四”时期的新女性。
笔者曾经问过一个正在读初三的男学生：“在你们班上，苗族人的学习会比汉族人差一些吗？”他说：“会，因为汉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所以学起来会比汉族同学更困难，班上也有少数苗族的同学学习很好，但他们会的功夫要比汉族同学大得多。在这里读到初三就不容易了，学生要费很大的力气和毅力来学习。这位学生都已经十八岁了。这里人都早婚，一般十六、七岁就开始走寨，谈恋爱了。我问他：“像你这个年龄就应该走寨了，你走吗？”他摇摇头说：“不走，太耽误学习了。”看来现在读书的学生们已经开始在违背自己的传统了，读书比找对象更重要。
在笔者的考察中，越是年轻的人，越是受教育多的人，其活动的空间范围就越大，对大城市的向往就越强烈。寨子里一位年轻人叫熊光林，他告诉我们课题组的孟凡行，寨子里几个读完初二的学生刚去了北京。在这以前，寨子里从未有人去过北京。他也打算去，但不知情况如何，他正在等电话。在这之前，他曾到温州打过半年工，在一家工厂做鞋子。但他最高的理想还是要去北京，他认为，北京的世界风（他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前卫，因此，他用“世界风”来表示。当然这种“世界风”，也可以说是当地年轻人对“全球化”的一种感受。）还是比较好的，应该去欣赏一下。尤其是晚上北京和苗寨是不一样的。的确，苗寨的夜是漆黑的，宁静的，出门必须要有电筒，在这里的夜晚是没有娱乐活动的，人们只是呆在自己的家里。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了电视，晚上，人们坐在一起看电视，他们看到了都市白天的繁华，也看到了都市夜晚的辉煌。于是年轻的人们开始向往那灯火辉煌的都市，他们尽可能的往远处走，尽可能的在都市找到一席栖身之地。
记得笔者在和当地的一位大学生（十二个寨子只出了两个大学生）交谈时，他说，这里的农村非常封闭，几年以前才第一次有马车，以前连高压电线都没看过。他在六枝读高中时才第一次坐汽车，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觉得很稀奇，刚开始时，几乎天天都去看。
笔者问他，到贵阳读大学后，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家乡有了什么新的看法。他说，就是觉得自己的家乡太贫穷，太落后，非常希望能迅速的改变它。我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他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想法，读高中时，他曾想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写一本关于自己民族的书。但他现在反而没有了这样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太难了。只是想毕了业，早点工作，还贷款。他说，他也曾想过要考研究生，但很不现实，一方面是没有钱，另一方面，由于是少数民族在语言上多少还是有障碍。尽管学习并不差，但还是很自卑，在城市里总是觉得难以融入，有一种另类感。
他说，他毕业后不想回家乡了，这里的生活太苦太单调，这里的人们每天都是天不亮就爬起来，讨猪草挖洋芋干农活，一日复一日。而且他也不会在寨子里找对象，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是寨子里最漂亮的姑娘，怎么样？”“那也不行，漂亮只是外表，内心世界才最重要。”
笔者很理解，因为这里即使是最漂亮的姑娘也不会和他有共同的语言，虽然他还住在寨子里，但他的内心世界已经不再和当地人一样了。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他了，教育不仅改变了他的外貌，改变了他的语言，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的内心世界，包括价值取向。他不仅是和当地的姑娘没有了共同的语言，就是和他的父母，兄弟，包括小时候的玩伴都不再生活在一个同样的精神世界里了。
我们问他当地的很多习俗，节日祭祀方面的事情，他都不太清楚。为了考上大学，他从小除了劳动就是拼命读书，很少关心这些事，老人们为了不干扰他的学习，也很少和他谈这些事。也许从他们这一辈人开始，不仅会受到汉文化的教育和培养，还有可能会说英语，但本民族的文化也许就开始淡忘在他们的记忆中了。如果这样下去，也许若干年后，这个民族还会存在，在政府对扶助下，他们的生活完全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人口也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增长。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也许就此淡薄，甚至消亡。
一个群体在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能够有文化的自主权么？这是笔者在考察中，一直在脑海里盘旋的问题。当笔者真正的深入到了民间社会的底层，接触到了这些深山里的少数民族以后，才深深的体会到，当生存权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时候，人们是不会关心话语权的，也不会考虑文化的自主性。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抛弃所面临的贫穷落后的生活，如何摆脱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束缚，并义无反顾地融入到一个更强大的文化潮流之中。在强大的新的文化面前，这些苗寨人成了没文化的人，因为他们原有的文化已经成了传统的，即将退场的文化。他们成了真正的文化边缘人，传统的文化正在失效，新的属于自己的民族特点的文化又还没有模塑出来。
其实放大到全球的范围来看，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也是如此吗？一个世纪前，当我们打开国门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国家落后了。这种落后不仅仅是经济的落后，科学技术的落后，也包括文化观念的落后。本来按人类学的观念，文化是没有高低和落后之分的，但当一个没有经济实力的民族面对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民族，其自然就有了自卑感，其自然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甚至采取批判和急于摆脱的态度。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1949年以来我们对于封建迷信的铲除，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民族心理。现在国家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在国家的经济实力有所上升，我们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中国社会仍然一穷二白，传统文化再有价值，它在人们心理上也不会有什么魅力。
苗族人今天所面临的现状，实际上，我们汉族人也面临过，而且还是在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的范围中所面临的。在考察的过程中，笔者甚至觉得，他们的今天是一面反映了我们昨天的镜子。我们有过科学救国的口号，甚至还有过全盘西化的口号，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是处于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我们努力的学习英文，为了加入全球化，现在的学校教育中，英文已经成为了一门最重要的课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逐步地丧失，不然我们也不会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口号了。
笔者认为，拥有文化自主的权利，一个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另一个必须要有“文化自觉”的思想。所谓的“文化自觉”，就是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盲目的自卑，也不会盲目的自大。在面对世界文化转型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自觉转型的能力，不至于会盲从。
按阿 托夫勒的观点，人类文明曾经历过三次大的社会转型，第一次是由狩猎文明转向农业文明，在这一次转型中中华民族是胜利者，中国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国家，第二次转型是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在这一次转型中中国处于了落后的地位，在世界上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文化的话语权，我们的转型是被迫的，是被动的，是跟在别人后面走的。因此，一百多年来，我们除了丢弃了我们的许多传统文化外，我们几乎没有给世界提供多少有原创性的思想，包括尖端的科学技术，我们只能被动的跟在西方人的后面，找不到自己的话语权。时至今日，当人类又面临一次由工业文明相后工业文明转型，资本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地域化向全球化转型时，我们能够自主地实现自己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吗？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开始有了自信吗？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吗？还是仅仅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倡，我们又在被动的接受？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梭嘎苗寨人们所面临的问题。
既然要接受文化转型，这里就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大潮中，没有任何文化能保持原态，即使是生态博物馆也不能，我们所考察的梭嘎生态博物馆就是这样的例子。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无论有多好，其管理方式无论有多么的完善，也不可能让一个社区的生活突然停止下来，成为一种静态的，不产生任何变化的区域。
在这样的时代，变化是正常的。按笔者理解的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不是要让其所保护的社区文化永远不变化，而是要让其在变化中仍然保持自己内在的生命力，这种变化，不是外来强加的，而是其自然发展的，自主发展的，这也就需要当地的民众包括政府具有“文化自觉”的理念，具有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和自信。欧洲的生态博物馆大多是当地民众及政府的自觉行为，但在我们这里建立生态博物馆，保护传统文化，本身就不是当地政府和当地民众的自觉行为，而是外来的强加。对于当地政府和民众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发展经济和脱贫，并不是文化的保护，在这样的前提下，工作做不好是自然的。也就是说，教育和帮助当地政府和民众认识自己的文化，这是目前中国生态博物馆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这就首先需要培养专业的研究人才，这一方面的人才，目前国内奇缺。
生态博物馆的另一个理念，就是要有一支专门的学术力量，来对博物馆社区内文化进行记录，登记造册，甚至用数据库的方式建立社区的文化记忆库。但在我们考察的期间，发现这一工作基本没有做，据说以前做过，但因为保管不妥，已经全部丢失了。而且整个博物馆并没有专业研究人员，也没有当地的民众参与。对于一个没有文字的社区来说，这种文化的丢失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我们不能将其及时地记录下来，这里的文化传统也许就会很迅速的被遮蔽到一片我们永远也看不清的黑暗中。因此，在没有任何精心的准备的情况下，在一些类似梭嘎这样的一些长期封闭，文化生态保存较好，但又极其贫困的地区，开设生态博物馆是非常危险的。
正因为意识到了这样的危险性，我们考察组陆续的在那里工作了三个半月，不仅是做研究，还试图将那里的文化，用文字、用录音用摄像，尽可能多地记录下来。文章中提到的考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只是觉得“打工”和“教育”，是引起当地文化重组的重要变量，因此，将其提取出来写成论文，供大家参考。在一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中，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到和关注到，现实的民间生活，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活。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要如何保护？欧洲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习，但如何学习？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我们自己的策略。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是让我们的生活停止，而是让我们多一点“文化自觉”，多一点“文化自省”，从而取得文化转型的自主权，文化发展的自主权，这不仅是梭嘎苗寨的人需要，也是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的需要，同时还是整个人类的需要，因为说到底，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是属于整个的人类社会，其是人类社会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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