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 东进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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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得知周恩来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早早地来到泾县云岭附近的章家渡，同项英一起迎接周恩来。
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又特地到太平县去迎接周恩来。
在湘潭村，周恩来同叶挺一起登上竹筏，顺水北上。
皖南山区，春意盎然。青弋江的水哗哗哗地流，仿佛在向客人欢笑。幼芽在柳枝上萌发，虫蚁爬出了洞穴。春雨丝丝，像千条万条彩色的线，忙碌地为大地绣织鹅黄浅绿的春装。水绿了，山绿了，万绿丛中，唯有杏花在洁白中浸出几许粉红。周恩来和叶挺兴致勃勃，一边欣赏山色，一边交谈，十分投机。
看见周恩来，陈毅非常高兴。陈毅心里明白，周恩来此行，不仅仅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视察第三战区，也是专程到新四军传达和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粟裕也来迎接周恩来，他是同陈毅一起特地从苏南敌后赶到新四军军部的。
来到新四军军部，周恩来看见会议室里挂的领袖像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却没有看到孙中山的像，心中升起一个疑团。他认为，在国共合作时期，也应该把孙中山的像挂出来。
周恩来心中的这个疑团没有消除，又看到新四军第二次政工会议的一个文件中，有反映王明右倾错误思想的内容，周恩来更为吃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也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可是这个文件一味迁就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还把蒋介石的演讲编成材料进行宣讲，这怎么行？周恩来看了项英一眼，郑重地说：你们不挂孙中山先生的像，看起来很“左”，但是又讲一切服从国民党，甚至还用蒋介石的讲话作教材，完全丢掉了我们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岂不是很右吗？你们必须以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为准则，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
一天，叶挺和项英为了欢迎周恩来，特地举行了一次小型宴请，在军部的新四军主要干部也出席了。入席时，周恩来坐在主宾席上，叶挺和项英分坐两旁。
叶挺马上站起来，举杯提议：“我和项英代表新四军指战员欢迎周恩来同志前来指导工作。来，为恩来同志浙皖视察一切顺利，干杯！”
周恩来马上端起酒杯站起来，一边道谢，一边同叶挺、项英等人一一碰杯。喝了酒，周恩来又示意袁国平和周子昆，要他们向叶挺敬酒。
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周子昆是新四军的副参谋长，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袁国平和周子昆就是叶挺的部属。袁国平是湖南宝庆县人，1925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来长期从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周子昆是广西桂林人，曾经参加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以后，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营长。周恩来这一声提议，很自然地使大家想起了叶挺的革命历史。
不久，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周恩来还多次找项英谈话，他对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果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
项英默不作声。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你想过吗？叶挺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
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说：“我要同叶挺搞好团结。”
周恩来还同陈毅作了长谈。他对陈毅说：你们在江南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的。要使日寇在正面战场不再深入，就必须在敌后战场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游击战争。现在，八路军在五台山，牵制敌人主力五六万；新四军在江南，牵制敌人主力三四万。如果全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这样的地区，日本侵略军就要疲于奔命了。
关于新四军的情况，周恩来还广泛听取了各支队领导和基层干部的意见，知道了许多新情况，做了许多树立叶挺威信的工作。
但是，项英心中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工作处境也没有很好改善。后来，周恩来在重庆见到袁国平时，再一次叮嘱：“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以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嘛！可以批评项英的错误嘛！”
可是，袁国平回新四军以后，没有及时传达周恩来的这一指示，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历史就是这么阴差阳错。
周恩来到皖南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新四军解决发展方向问题。
1939年春季，陈毅指挥的新四军第1支队已经挺进苏南，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张云逸指挥的第3支队进抵皖南长江沿线，策应苏南部队。但是，从全局看，新四军所处的战略态势仍然不利。
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以后，把7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在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南昌周围的一些主要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尽管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意图是针对那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但是，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日军在南面对新四军构成了威胁。长江下游的苏浙皖地区，还有日本侵略军的4个师团又3个独立混成旅团，这也是一股威胁力量。
苏北敌后，国民党军队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的约10万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部也驻在新四军军部的南面。新四军主力的左右两侧也部署了许多国民党军队。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实际上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之间地域，横宽约100公里，纵深约50公里。
新四军处于这种战略态势下，一旦战争风云突变，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解决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刻不容缓。
延安：毛泽东在思考。
皖南：周恩来在思考，陈毅在思考，叶挺、项英都在思考，新四军每一个指战员也在思考。
有人说：向南，向闽浙方向发展。他们认为江南敌、伪、顽的力量过于强大，部队在平原水网地带作战会有许多困难。闽浙一带山高林密，地形条件有利于打游击，群众基础也好，新四军应该向闽浙发展。
陈毅在想，闽浙一带是国民党统治区，在日军没有侵占浙赣闽广大地区时就向闽浙一带发展，就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变化，新四军必须冲出国民党第三战区所设置的牢笼，向东发展，向北发展。
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的干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
周恩来认为，在新阶段，新四军和八路军抗日的中心应放在敌后，要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新四军要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中国东部人口多，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地区，也是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最有力的地区。我们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
周恩来响亮地提出，我们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我们绝不退后，绝不逃避。
对新四军的发展原则，周恩来明确提出三条。
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根据这三条原则，周恩来又明确提出新四军今后活动方针的三句话、十四个字，即：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
向北发展：抽调部队过江，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
向东作战：出击沪宁地区，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影响。
巩固现有阵地：新四军皖南军部和茅山根据地要不断巩固、发展，也即是“向南巩固”。
这是周恩来对全局形势的深刻洞察，也是对新四军发展的高瞻远瞩。
这与毛泽东的要求相吻合。
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
6月，毛泽东指示东南局：必须大力发展华中的游击战争。
11月，中共中央重申：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不到海边，决不停止。
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得到了许多新四军干部的赞同。陈毅、粟裕等人都积极执行了这个方针。
如果自始至终贯彻这个方针，新四军会发展得更快。
如果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方针，历史上也许没有皖南事变这一页……
历史没有如果，但要思考如果……
无论如何，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
周恩来要去浙江了，他已经在新四军紧张地工作了20多天。
云还是那么淡淡的，山还是那么绿绿的。叶挺依依不舍地陪同周恩来来到青弋江边，当周恩来踏上那只早已准备好的竹筏时，叶挺也身不由己地跨到竹筏上，他要送一程，再送一程。
周恩来和叶挺并肩伫立，双双眺望远方。
碧绿的青弋江上，留下了两位革命者的身影。
竹筏缓缓地向远方游去。那是逆水而行。
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到皖南，立刻想到了新四军，想到了叶挺。蒋介石急忙派陈诚和白崇禧也去江南，赶到第三战区。
顾祝同和陈诚、白崇禧密谋良久，电告蒋介石：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蒋介石又对顾祝同说，你们要进一步限制江南，着重对付陈毅、粟裕。
顾祝同答应得十分明确。蒋介石的心中还在翻江倒海。南昌陷落，长沙再度告急，蒋介石想来想去，还是希望新四军来牵制日军的进攻。
为此，蒋介石同意新四军在华中成立指挥部。
送走了周恩来，叶挺集中精力处理新四军的日常军务，其中有几件事比较重要、迫切。
第一件事是向国民政府军委会送去了《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这个文件是对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一年的战斗总结，也是对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有力驳斥。叶挺还对国民政府克扣新四军武器经费、限制新四军活动地区等行为提出抗议。
何应钦仔细看了叶挺主持编写的《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他很关注新四军所采取的战术，他在文件上批示：
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作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
何应钦不肯给新四军增拨武器和经费，也不让新四军扩大活动区域，但他对新四军的作战经验感兴趣。
第二件事是为新四军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起草演讲稿。那是一次可以代表叶挺军事思想的重要演讲。会上，叶挺说：我们要用作战的勇敢精神来进行教育，不要自傲自大，以为打了许多年的游击战争已很够了，不需要再学什么了。就是我们有以往的优良的游击战争传统，也还需要有不断的进步。我们要求政治上进步，也要求军事上的进步。没有军事的胜利，当然不会有政治的胜利。
4月下旬，叶挺北渡长江，到皖中地区去整顿新四军第4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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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进北上，这是维系新四军发展的重大方略。
蒋介石注意到了，他不希望在他发迹的地方有一支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日军注意到了，伪军也注意到了，他们面临着陷入一个陌生的战场。
新四军指战员群情激昂，他们又踏上了通向胜利的征途。
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
征途多艰险呀！
陈毅和粟裕离开新四军军部后，迅速部署部队东进北上。1939年4月，陈毅和粟裕指挥的新四军第1支队和第2支队已经发展到14000多人。刚进入敌后开辟茅山根据地时，这两个支队只有4000多人。新四军各部队的发展壮大，为贯彻东进北上的方针奠定了基础。
但是，战争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日伪军采用跟踪“扫荡”的办法来打击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也以种种理由限制新四军发展。顾祝同曾经强令新四军第1、第2支队在高淳、水阳间15公里的水网地带组织防御，企图要新四军同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本鬼子打阵地战。
陈毅同顾祝同交涉。顾祝同不得不收回成命，但是不准新四军第1、第2支队向金坛地区和溧（水）武（进）公路以南活动，国民党顽固派还派武装特务进入根据地活动。
陈毅同粟裕等人研究以后，决定先分兵“向东作战”，要6团打过京沪铁路，用“江抗二路”的番号到东路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再组建一个团，称新6团。这个计划也得到新四军军部的批准。
一切准备就绪，部队正要出发，陈毅突然接到军部的命令：6团停止东进。
原来，有人担心东路敌人太强，一个团到东路去难以打开局面。国民党方面也会对新四军越出原定游击范围而提出异议。决策者的决心开始动摇了。
陈毅经过反复考虑，感到敌情的变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态度使新四军必须更加坚定地贯彻“向东作战”的方针，而且必须抓紧时间贯彻。陈毅再次看了看电报，把第6团团长叶飞叫到跟前，问：“叶飞同志，东进，行吗？”
“当然。我同意东进的主意。”叶飞满怀信心。
陈毅微微一笑，注视着叶飞，说：军事上我可以保证，部队不会被消灭。
第二天拂晓，6团指战员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东进发。部队出发后，陈毅马上电告军部，请对6团东进给予追认。
叶飞率领6团东进时，不到500人。途中与无锡、江阴游击队合编，沿用当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头两仗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支部队突然插到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击毁了4架敌机。这一仗，使京沪线上的日本鬼子大为震惊。由于这支部队一面打击日寇，一面放手发动群众，人也多了，枪也多了。不到3个月，该团发展到5000多人，收缴的大量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茅山根据地，送往新四军军部。
6团东进的行动很快引起了顾祝同等国民党第三战区方面的注意，他们怀疑陈毅把茅山根据地的主力派出去了，猜测新四军超出了原定的游击范围，就让冷欣去追问陈毅。冷欣是江苏兴化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训练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冷欣担任第三战区苏南署主任，自己认为对新四军有所了解，但是，这次他没有抓到任何确凿的证据。冷欣左思右想，提出要陈毅派人到东路去联系。
陈毅一听，很高兴，说：派人东进，可以呀，但必须带电台，不然怎么联系呢？人少了不行，至少得去一个营。
冷欣连连摇头，说：那怎么行呢？冷欣生怕陈毅打着合法的旗号“越界”东进，只得放弃上述要求：
这年冬天，国民党投降、分裂的危险继续发展，顾祝同、冷欣等人不但进一步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还不断派遣武装特务袭击新四军的后勤供给，还利用苏北韩得勤的部队阻止新四军向江北发展。
为了巩固新四军第1、第2支队东进北上的辉煌战果，进一步推动苏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奉命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叶飞领导的“江抗”主力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在扬州、泰州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至此，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1、第2支队不但人数增加，在江南站稳了脚跟，还造成了跨跃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向苏北发展的有利态势。
新四军第4支队的东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曲折。
以高敬亭为司令员的第4支队是新四军中人最多、实力最强的一个支队。1938年春季，新四军江南各支队东进皖中时，连战皆捷，创造了继续东进、进取皖东的极好环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高敬亭没有执行党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指示，一度按兵不动。
中央决定派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说服高敬亭率部东进，同时把庐江、无为等县城的部分游击队和自卫军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在皖中地区抗击敌人。
但是，项英没有及时贯彻党中央的这个部署。
1938年11月10日，毛泽东发电报给项英，查问张云逸到江北之事。电报中说：
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
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
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
二个营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毛泽东不但要求新四军派部队到江北，还要多派部队。白崇禧允许张云逸带一个营到江北，毛泽东认为可以派二至三个营。这就是一种高超的战略远见。
为了贯彻执行东进方针，张云逸于1938年11月率领军部特务营到达江北无为地区，很快与国民党豫鄂边游击总司令廖磊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庐江、无为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
这时候，部队应该大踏步东进了。然而，高敬亭却有意拖延。
驻扎在大别山的国民党桂系军队察觉到新四军的东进意图以后，自己千方百计向皖东伸展，又以种种手段阻止新四军东进，并企图把第4支队挤出皖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再次要求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
1939年3月，高敬亭不得不命令部队东进。但是，当部队进至合肥东北的兴众集中时，高敬亭又借故命令部队停止东进。高敬亭竟然带着手枪团和特务连返回出发阵地西蒋冲。
第4支队东进再次受到干扰。
高敬亭为什么这样做？历史留下了一个谜，因为高敬亭在两个多月以后“被错误地处决”。
历史也揭开了谜底。
高敬亭是河南省光山县堇店（今属新县）人，1928年春参加农民运动，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县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第75师政治委员、第28军政治委员（无军长）等重要职务。红25军开始长征以后，高敬亭奉命留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使大别山上的红旗一直不倒。正是由于这些功绩，党中央把带领新四军第4支队的重任交给高敬亭。
但是，高敬亭缺乏全局观念，不愿离开大别山，不愿到交通发达的水网稻田地区作战，对党中央确定的“东进北上”的方针贯彻不力。高敬亭甚至把4支队当作个人资本，认为新四军是‘吃4支队的饭’。
按照常理，项英应该督促高敬亭执行“东进北上”的方针，谁知项英在对第4支队下达的要求中竟提出：军事上要控制津浦、淮南两铁路；不宜单纯扩大部队，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根据地的口号等等。这显然是不符合“东进北上”的方针大略的。
4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的新四军。并由东南局和江南新四军抽调一批干部到江北。中央还明确要求，由新四军委派员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
那天一大早，叶挺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人一起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前往江北。那时候，日本侵略军在长江上设置了封锁线，叶挺等人是从新四军第3支队的活动地域越过日军封锁线，到达长江北岸的。
一路上，叶挺同大家一起夜行晓宿，有时步行，有时乘船，整整用了10天时间，才到达庐江东汤池。张云逸的临时江北指挥所就在东汤池。
在东汤池，叶挺组织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这就为打开皖东抗战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5月9日，叶挺和张云逸一起前往西蒋冲找高敬亭。叶挺对高敬亭说：东进方针是中央确定的，你必须率领部队东进合肥、定远等地，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
高敬亭沉默不语。
叶挺说：你把第4支队的干部召集起来，我要讲话。叶挺的讲话实际上是对东进方针的宣传，也是一次东进的动员。听了叶挺的讲话以后，大家进一步理解了中央的方针，对执行东进方针进行表决时，指战员们纷纷举起了手。
高敬亭用眼光一扫，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也举起了手。
高敬亭投了“东进”这一票，但心里依然不舒服。第4支队开始东进以后，高敬亭又瞒着叶挺和张云逸等人要第7团和第9团停止东进。第7团和第9团都是大别山的部队改编的，同高敬亭关系密切。
第7团的团长和政委接到高敬亭的指示，觉得是个机会，竟然叛逃离队，投进国民党顽固派的怀抱。
第9团的指战员全局在胸，不听高敬亭那一套，继续东进。
叶挺等人得知高敬亭的行为以后，十分气愤。第7团团长、政委逃离部队和高敬亭屡次不执行中央指示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新四军开辟皖东局面。一天，叶挺同张云逸、邓子恢等人在合肥县青龙厂集体召见高敬亭，并按照预定计划把高敬亭扣押起来。
云岭县新四军军部，项英在关心第4支队。延安，毛泽东也在关心第4支队。国民政府方面，蒋介石更为注意江北新四军的动态。
对高敬亭的处置，项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他没有及时请示党中央，却向蒋介石报告：高敬亭该不该杀。
其实，毛泽东早在一年前就告诉项英，新四军方面的事情不要事事都请示国民政府。毛泽东以薛岳为例告诫项英，说：
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
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
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
毛泽东要项英“打捷报”给国民党的将领，蒋介石却看到了项英要处置高敬亭的报告。于是，历史又留下了不该有的那一笔。
国民政府军委会打电报给叶挺：“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中共中央也发电报给新四军：争取教育改造4支队，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皖南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4支队工作。
过渡办法是什么？是调离领导岗位？还是赴外地学习？
然而，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当叶挺看到延安发来的电报时，连声说：晚了！晚了！因为高敬亭已于1939年6月24日在安徽省合肥县青龙厂（今属肥东县）被错误地处决。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36年以后，毛泽东在有关高敬亭的一份材料上批示：“我觉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高敬亭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认为高敬亭“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高敬亭的问题处理完后，叶挺又组织有关人员对部队进行整编，原第4支队编为第4、第5两个支队。
第4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员，下辖第7、第9、第14团。不久，该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的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
第5支队由原第4支队的第8团为核心编成，辖第8、第10、第15团，司令员是罗炳辉，政治委员为郭述申。这个支队开辟了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
津浦路东、西等根据地的创建，不仅为皖中、皖东地区的抗战打下了基础，也有利于新四军第1、第2支队北渡长江。
新四军东进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叶挺回到东汤池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后，心情一直很沉重。一连几天，叶挺常常夜望星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天，叶挺刚进屋，忽然听到一声报告，说：军长，彭雪枫司令员派人来，一定要见你。
叶挺的心“突”地一跳，他想，彭雪枫的游击支队离这里远呢，他派人来，一定有要紧事。刚一转身，来人已到跟前。仔细一看，好一名英俊的指挥官。
来人是新四军游击支队第2团政委谭友林，原来是贺龙的部属。谭友林没有见过叶挺，却深知这位北伐名将治军严格，内心非常崇敬叶挺，却又有几分畏惧。当他握住叶挺军长那双热情的手时，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旅途的疲劳一下子消失了。
“报告军长，彭司令员派我来，请军部解决我们的正规番号和经费问题。”说到番号和经费，谭友林显得格外认叶挺的心像被猫爪抓了一把。一支抗日的部队没有正规番号怎么行？上万人的部队没有经费怎么行？彭雪枫的部队恰恰缺少这两项。这是为什么？
让我们窥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窗口。
彭雪枫是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人，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曾经担任红军第3军团师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等重要职务。长征途中，彭雪枫在攻克娄山关、遵义城等战斗中战功赫赫。抗日战争初期，彭雪枫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处长。1938年春季，彭雪枫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兼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
那年，新四军第8团的留守处在确山县竹沟镇组织了两个新兵连。这两个连由彭雪枫领导。
徐州战役以后，中共豫西特委、豫东特委等组织了当地的民众抗日武装，其中有豫东游击第3支队。
9月初，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的要求，决定由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300多人挺进豫东。10月11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达西华杜岗时，与豫东游击第3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合编，部队扩大到1000多人。这支部队仍然称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以后，彭雪枫率领游击支队继续东进，行程千里，一边作战，一边发展壮大部队。淮阳县窦楼一仗，与日本鬼子的骑兵队遭遇，毙敌少尉以下十多人。到1939年初，彭雪枫的游击支队已经发展为3个团、1个游击总队和一个随营学校，共约5000多人的强大部队。但是，他们一度与新四军军部失去联络。
周恩来离开新四军军部以后，叶挺军长要组织部队东进北上，却不知道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哪里，叶挺急了，只好发电报到延安，问：“彭雪枫部现在何处，最近情况如何，又将用何种名义？”
叶挺相信彭雪枫的部队一定在打日本鬼子，却不知道他们是何种名义。叶挺着急呀！他向延安提出，彭雪枫“如能与我们发生关系最好”。
彭雪枫也在找叶挺。游击支队在贫困地区活动，由于国民党政府不给正式编制，部队极其艰苦，数千人有时候连红薯粥也喝不上。眼看就是春节了，支队司令部提出，能不能把那十几匹马卖了？
彭雪枫一听，很不高兴，那是仅有的十几匹战马呀，怎么能卖呢？但是，他很快又作出决定：卖，把我那坐骑也一起卖掉，让部队吃几餐饱饭。
于是，豫皖边界传开了“穷兵卖马”的谑语。
游击支队的马只能卖一次，以后怎么办？为了部队的生存和发展，6月1日，彭雪枫给党中央发电报，其中提出：
我支队合法名义及每月经费至今尚未解决。前接云逸同志电说，叶军长此次渡江向蒋要求江北部队合法名义问题，要我们报告人员武器数目，也已照发。但数日来迄无电复，是否有望，尚无可知。总之经费不能解决，这是我们经常焦虑的一个大问题。
延安，毛泽东和党中央也十分关心彭雪枫领导的这支部队。6月14日，中央军委复电新四军军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彭雪枫的游击支队。电报中讲到：
本军江北已成立指挥部，彭雪枫以四军名义在蒙城、宿县一带行动，应与指挥部联系，以便直接指挥和了解该部情形。同时雪枫所在地区行政系统、统战关系等均与中原关系密切，交通亦较便利，故
中央决定：一、雪枫部仍划归叶张指挥；二、雪枫部活动地区仍划归中原局管辖。
这份电报没有说明解决游击支队经费的办法，半年以后，毛泽东在另一份电报中说：“经费绝无他项出路，全党均须自力更生。”
彭雪枫考虑再三，才派谭友林来找叶挺。
听了谭友林的汇报，叶挺心里翻江倒海。他想，彭雪枫这支队伍没有军饷，没有被服，弹药接济又十分困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边作战，一边建军，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真是不容易呀！叶挺对谭友林说：津浦、陇海这两条铁路的交叉地带历来为兵家所必争，你们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是大有作为的。
谭友林两眼注视着叶挺，他想起了昨天晚上同叶挺一起去捉青蛙，想起了叶挺对青蛙和田鸡这一名称的议论……。然而时时让他不能停止思考的是游击支队的军饷和番号问题。
他正想问，叶挺却先说了。
“指挥部已经为你们筹集了几万发子弹和几挺机枪，这些东西要运到游击支队去就必须通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这样吧，你转告彭雪枫，让他派一支部队来，把这批武器运回去。”
“部队番号怎么办？”谭友林问。
叶挺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新四军经过这次江北整编，已经有5个支队。我想，游击支队可以正式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但是，这件事要请示延安，也要得到重庆方面的批准。我会尽快想办法的。”
8月3日，谭友林带着江北指挥部发给的5000元现款和一批药品，同警卫班一起返回皖西北。叶挺也在这一天离开东汤池，返回江南，他要同国民党方面交涉，争取得到第6支队的番号。
9月6日，彭雪枫领导的游击支队主力回到涡阳新兴集，进行整训。在短短一个月内，先后成立了6个独立大队，部队人员增加了几十倍，成为游击支队发展的全盛时期。
正当这支部队大力发展时，国民党第一战区派出骑兵第2军和骑兵第8师向西华、沈丘推进。骑兵第2军是何国柱指挥的部队，原来属于东北军；骑兵第8师马彪部，原来驻在青海。国民党派出这两支部队到西华，不怀好意。新四军游击支队在东进过程中又面临新的战斗。
11月，游击支队正式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支队伍当时已发展到9个团12000多人，打开了豫皖苏边的抗战局面。
新四军主力东进时，军部仍留在皖南云岭。
顾祝同觉察到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意图以后，心生一计，他命令新四军派一个支队去接替青弋江国民党军队的防务。
项英派第3支队的两支团去青弋江。谁知新四军接防以后，敌人从湾沚集中兵力向新四军阵地发起进攻。这一仗整整打了三天三夜，新四军将士凭借勇敢机智，终于取得了胜利。
顾祝同耍了一个心眼。
1938年6月，毛泽东曾经告诉项英：“顾祝同较开明，望与好好联络。”当时，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顾祝同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日军和伪军觉察到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意图以后，调集兵力，对皖南地区进行频繁“扫荡”。当时，新四军军部只有第3支队和第1支队第1团、第2支队第3团等部队，形势十分严峻。
1939年5月，1000多日伪军向繁昌出动，被新四军指战员击退。半年以后，3000多日伪军又两次进攻繁昌，但是，敌人又没有得手，新四军取得了繁昌保卫战的胜利。
到年底，新四军第3支队等部队连续作战200多次，成功地保卫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抗日根据地3
1938年11月，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委派，带领数十名干部前往豫鄂边领导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央还委派李先念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抗日战场上，从此又开创出了一块信阳四望山根据地。
临行前，毛泽东对李先念说：你们到豫鄂边的任务，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是武装。
1939年1月，李先念一行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山区，也是发展壮大新四军的好地方。笔者曾经专程到竹沟，参观访问了新四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参观了刘少奇工作的地方。刘少奇也是1939年1月到达竹沟的。尤其令作者难忘的是参观竹沟附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那里有“确山惨案”中新四军指战员洒下的鲜血。
当时，竹沟驻有新四军第8团留守处两个中队。李先念一行到达竹沟后，同留守处的那个中队一起组成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共160多人。
不久，李先念率领游击大队离开竹沟，向敌后挺进。他们以豫鄂边的四望山为立足点，在信阳、罗山地区往返活动，连打胜仗。
第一个胜仗是在2月份。当独立游击大队到达应山罗家庙时，一百多日伪军正向该地进犯，当地守军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照理，对付这些日伪军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却迎敌而上，奋勇抗击。这一仗，击毙了20多日伪军。初战告捷，当地人民深受鼓舞，部队也得到迅速发展。
第二个胜仗是在5月份。李先念率领独立游击大队向鄂中挺进，很快与当地的抗日武装一起歼灭了伪军第八司令部和一个多营的敌人，俘虏伪旅长以下300多人，缴获枪枝500多支。这一仗，也打出了威风，提高了新四军的声望。
当新四军这面旗帜在鄂中的威望日益提高时，蒋介石深感不安。蒋介石让人打电报给新四军军部的国民党第5战区，说：“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马上撤走，否则第5战区当以武力解决。”
“当以武力解决”，这是蒋介石对新四军的预谋。时间仅仅过了一年多，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就发生了，蒋介石对新四军使用了国民党第3战区的武力。
实际上，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以前已经对新四军使用武力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政策发生了变化，逐渐导致了全国性的反共活动，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血案，许多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遭到突然屠杀。请看：
1939年4月30日，发生博山血案。
1939年6月11日，发生深县血案。
1939年6月12日，发生平江血案。
1939年9月1日，发生鄂东血案。
1939年11月11日，发生确山血案。
这触目惊心的“五大血案”中，发生在确山县的竟然是对新四军伤、病、残人员、家属和职工的大屠杀。
新四军竹沟留守处主要是留守人员和一些伤、病、残人员，他们理应受到保护和休养。谁知，11月11日那天，国民党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使确山县县长，纠集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2000多名国民党地方武装，突然围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将200多名新四军伤、残、病人员和家属职工残酷屠杀。这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确山惨案发生后，新四军军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历史已经跨越了50多年，竹沟的烈士陵墓仍然在向人们诉说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
笔者到竹沟访问时，一位老战士向我们介绍了刘少奇在竹沟工作的许多精彩情节。由于参观访问的人多，这位老同志整天不停地讲呀讲呀，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但他讲述刘少奇的经历却是那么动人，令人难忘。
竹沟惨案发生前数十天，刘少奇就在竹沟。当时，刘少奇已经觉察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预谋，为了以防万一，刘少奇要朱理治率领中原局机关和直属队600多人离开确山，转入豫鄂边区。刘少奇的这一决策，减少了新四军的损失。
这是刘少奇第二次到竹沟。
1939年初，刘少奇也到过竹沟。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武汉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中原局当时在竹沟办公。1939年1月，刘少奇从延安到达竹沟。为了应付各种事变，确立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鄂中的地位，中原局要求鄂中区在最短时期内创建一支5000人以上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队伍。
6月，鄂中区党委在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为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团和挺进团。以后又组建了第4、第5两个团，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9月，中原局进一步要求：鄂东、豫南、鄂中敌占区域是今天党开展华中游击战争最重要地区之一，创立坚强的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打成一片，这是今天鄂豫皖、鄂豫边区以及鄂中三个区党委最主要的任务。
11月底，刘少奇到达合肥东北大桥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连续3次召开中原局会议，深入研究了华中新四军的发展问题，再次提出了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发展战略，认为这样做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其中：
1939年12月召开的第1次中原局会议，确定了今后大力向东发展的任务。
1940年1月召开的第2次中原局会议，决定了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
1940年2月召开的第3次中原局会议，确定了反磨擦的方针。
这三次会议前后，为贯彻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方针，刘少奇同项英和中共中央之间有一系列电报来往。其中：
1939年12月19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并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该电提出：皖东在武汉失守前后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善的根据地，但现在时机已失。目前，大有发展希望的地区是江苏北部，新四军应集中最大力量发展苏北。
这也是进一步肯定了“北上”的方针。
1940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复电刘少奇，同意关于全力发展苏北的意见。
1月13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和项英，指出：目前时局紧张，在半年内外将发生变化，我须迅速发展自己，不然时机稍纵即逝。
刘少奇的这份电报，是把新四军进军苏北的建议具体化。
这也是完全符合中央精神的。
但是，项英有不同意见。
1月14日。
项英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华中南部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我，要发展北部，必须有南部配合。因此，中原局和刘少奇要求皖南部队北渡，这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新四军应按战略要求努力发展与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项英认为，新四军北上是危险的。这也是他在“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的一个原因。
1月19日。
中共中央致电项英，明确指出：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中共中央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取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目前最好发展的地区，而大江以南则受友军的限制。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应在现地力求发展。
中央的这份电报，是为了说服项英接受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
1月29日。
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项英和叶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
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这份电报，明确告诉项英和叶挺，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
3月，当项英还没有完全贯彻中央的方针时，刘少奇预料的时局“变化”提前发生了。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军队李品仙部第138、第171师越过淮南铁路，向皖东进逼，先头部队5000多人围攻位于合肥以北青龙厂的新四军第4支队和位于定远以南大桥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两个保安团也向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进攻。
与此同时，苏北地区的国民党韩德勤部队也前后呼应，准备向津浦铁路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进攻。
国民党军队南北夹击，严重威胁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生存和发展。
延安。毛泽东对新四军十分关切，在短短20多天里，连续发出了7份电报，对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作了明确指示，对新四军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
3月1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要袁国平汇报“在政治工作之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之实行”的具体措施。毛泽东还具体指出，新四军要在敌人后方坚决地广泛地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设立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执行扩军计划，使1、2、3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0万左右人枪，使4、5、6及李先念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5万左右人枪，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等。毛泽东还要求袁国平把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逐一见告”。
3月21日。
毛泽东考虑到要援助新四军，代表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朱德、彭德怀等人的电报。该电报指出：安徽主席李品仙奉某方令，实行全部反动政策，坚决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欲将我张云逸、彭雪枫等部完全消灭，切断新四军、八路军的联系。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
3月29日。
毛泽东和王稼祥又发出电报，对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作出了明确指示，指出：华中武装磨擦，我军应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系的军队力求缓和，对韩德勤的部队在有利有理的条件下，当其进攻我军时，应坚决消灭之。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南局一面命令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随时做好应付顽固派进攻的准备，一面派人同李品仙的部队进行谈判。新四军方面提议，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我不向西，彼不向东。
4月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提出：某方现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我新四军应坚决而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其皖东淮北两地，务须独立坚持三个月，以待援军到达，然后大举反攻。
但是，毛泽东还在考虑新四军能否“独立坚持三个月”，项英能否应付国民党的袭击？两天以后，毛泽东要项英明确回答这些问题。
4月3日。
毛泽东致电项英，要项英电告下列各项：
（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
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充分准备？
（三）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在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
（四）某方在第三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
毛泽东向项英提出的一连串问号，表明他对当时的形势已经看得十分清楚。
4
公元1940年。
新四军东进北上，在黄桥漂漂亮亮地打了一仗。
史载，陈毅指挥“黄桥战役”，为巩固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苏北，地处上海、南京、蚌埠、徐州侧背，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质，也是日本侵略军华中和华北两个战略集团的接合部。在苏北坚持敌后游击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黄桥，位于泰县、泰兴、靖江、如皋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枢建立根据地，东可向南通、海门敌占区挺进，北可以与八路军接应。黄桥周围数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对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十分有利。
为了贯彻“向东发展”的方针，陈毅、粟裕决心东进黄桥。
敌人的力量显然比新四军强大。
当时，盘踞在苏北大部分地区的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省保安司令韩德勤指挥的部队。韩德勤是江苏泗阳人，早年曾在江苏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北伐战争时，他任第3师上校参谋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曾率部参加对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围剿”，后来又担任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厅长、西安行营办公厅厅长等职务。淞沪会战爆发时，他担任第三战区参谋长。1938年1月，韩德勤任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韩德勤勾结日寇，不断制造反共磨擦，残杀抗日军民。
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也想利用韩德勤的力量来镇压苏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因此，如何对付韩德勤的部队成为新四军贯彻东进北上方针的一个重要问题。
陈毅看到，韩德勤虽然有15万多军队，但派系繁多，各部队之间矛盾很深，难以统一行动。这些军队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第89军，该军辖第33师、第117师、独立第6旅、江苏省常备第1至第10保安旅。这一部分军队是韩德勤的“嫡系”。
第二部分是苏鲁皖边游击军，下辖第1至第11纵队，共约3万人，部署在泰州及其附近地区。李明杨为游击军总指挥，李长江为副总指挥。他们属于地方实力派。
第三部分是由国民党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的游击第8军，由陈太运指挥，名义上隶属于李明扬和李长江，实际是宋子文系统的力量。
韩德勤凭借自己的军队优势，时时都想兼并“二李一陈”。“二李一陈”虽然隶属韩德勤指挥，但对韩德勤的排挤非常不满，他们暗中联合，反对韩德勤。因此，这些军队之间各怀叵测，明争暗斗。
陈毅和粟裕决定利用这些部队之间的矛盾，打开苏北抗战的有利局面。
1940年5月8日，陈毅向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下手。”在陈毅看来，惨杀抗日游击队、制造大小血案的韩德勤已成为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要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苏北抗战，必须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苏北抗战的领导权。毛泽东也明确提出：“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
陈毅的设想是：第一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应率领主力迅速转移到苏南；第二步：从苏南渡江北上。
5月17、19和27日，陈毅三次报中央和项英，促请新四军军部及皖南主力迅速向苏南转移。
5月26日，党中央致电项英、陈毅，不仅同意陈毅的建议，还明确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抗日战争的大局，调动军队千方百计地要把陈毅指挥的部队阻止在江南，形势很严重。当时，陈毅所部8个团已有4个团在苏北，江南只有4个主力团，即第4团（其中第1营已随陶勇北渡）、第2团、第3团、新6团。这些部队中除第4团留在苏南协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外，其余全部开赴苏北。同国民党顽固派压迫新四军的军队相比，江南新四军兵力薄弱。为此，陈毅曾请求从苏北调两个团到江南，以应付顽军的进攻。
中央书记处告诉陈毅：4个团的“主力仍应留在苏北发展但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
然而，由于形势变化，“酌抽一部”也未能实现。苏北叶飞率领的挺进纵队前有日军、后有韩德勤的顽军，南下增援的八路军一时也上不来，处境也很险恶。苏北的兵力也很单薄。
刘少奇曾致电中央：“叶飞部队甚为孤立，有被韩军消灭之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只能把加强苏南兵力的希望寄托在新四军军部的东移上。
但是，项英迟迟不动。新四军军部不见东移，而国民党冷欣的部队正在向陈毅的部队步步逼近。
6月4日，陈毅致电中央，请中央敦促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东移。
6月10日，陈毅再次向中央报告：冷欣部队对我江南指挥部形成大包围，苏南我力量不足不能突破，决心东移，到京沪线大举肃清敌伪势力，然后决定今后动向。
项英却认为，他面临的形势比陈毅更严重。6月12日，项英打电报给党中央和陈毅，说国民党正在增调军队，如果军部向东转移，很可能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转移路线正好在两条河之间，不利于作战，军部只能“待机”移动。
陈毅明白了，依靠新四军军部东移来加强苏南力量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决定率部东移。
6月15日，陈毅向中央和项英、刘少奇发电报。其中说：
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
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这份电报发出以后，陈毅一面命令部队准备渡江，一面欺骗敌人，使国民党顽固派放松警惕。
为此，陈毅让粟裕率领战地服务团的演出队到冷欣的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部进行慰问演出。为了麻痹国民党顽固派，陈毅特地让新婚妻子张茜也一起参加慰问演出。演出前，陈毅又让作战科长吴肃到冷欣的副总指挥部进行联络。
演出队演出时，陈毅却组织部队进行北移。
起初，冷欣得知陈毅派张茜等人一起来演出，以为陈毅的部队不会向江北转移，他也放心了。蒋介石曾经亲自布置，要冷欣把陈毅的主力“陷死”在江南。
当冷欣突然发现陈毅的主力部队要渡江北上时，非常惊惶，连夜调了一个团赶去堵截，加上原来驻扎在茅山腹地的一个团，共用两个团的兵力来拦阻陈毅。
陈毅得知敌人出动，命令新6团配合新4团坚决还击，肃清北上途中的障碍。
新6团得知冷欣又派出了钟钟山这个团来拦阻新四军，指战员们恨得咬牙切齿。原来，新6团在上旬的一次抗日游击活动中，冷欣派出钟钟山这个团秘密跟随，故意引诱日本鬼子来围攻新四军，使新六团遭受严重损失，团长段焕竞也身受重伤。这一次，钟钟山还想演这种把戏。双方一交火，他们又故意往日本鬼子的据点方向撤退。
新四军指战员早已看透了敌人的鬼把戏，战斗中紧追不舍，不让他们有溜走的机会。
钟钟山被逼得无奈，在慌忙逃退中引起了日军的“误会”，部队伤亡了一大批。
冷欣派出的两个团有的被新四军歼灭，有的遭到日军打击，残部不得不退出茅山腹地，再也不敢接近茅山根据地。
陈毅率领部队进抵茅山北麓后，挥戈一转，往东进入了水网地区，避开了敌人的截击。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准备渡江北上时，江北的形势意外地发生了变化。盘踞在苏北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在韩德勤的挑拨、拉拢与威胁下，由中立转向军事反共，集中了13个团的兵力于6月28日凌晨向郭村的新四军发起攻击。战斗发起后，李明扬退避幕后，由副总指挥李长江在前线指挥。
陈毅是在6月28日夜晚得知这一消息的。
当时，陈毅刚由扬中渡过长江，准备连夜赶往郭村。陈毅原以为“二李”的态度尽管有变化，但对“二李”还是可以争取的，原定的“灭敌、联李、反韩”的方针是适用的。但是，当陈毅从苏北来迎接的人员中得知“二李”的十多个团已经包围并猛攻郭村时，马上决定改变策略。
郭村原来有新四军的两个团和1个教导队。6月下旬，李长江要对李玉生的支队用武力解决时，新四军从郭村派出一个团去援救和接应陈玉生支队，因为这个支队原来是由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的。这样，郭村只剩下新四军挺进纵队主力一团及教导队。面对十多倍于己的敌人的猛攻，形势十分危急。尽管陈毅已经急电命令新四军苏皖支队日夜兼程，赶往郭村，但是，韩德勤也会派主力围攻郭村。
假如郭村失守，新四军北上就会处于被动，部队也要受到损失。
陈毅了解到这些敌情后，退守长江中的新老洲，立即写了两封信派人送出。陈毅当时没有带电台，只好派人送信。
一封信给粟裕，要求粟裕“速派主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渡江支援”。
另一封信给李明扬和李长江，劝他们悬崖勒马，停火言和。
信发出后，陈毅还在思考。当时，北上的苏南新四军主力已经到达铁路、长江一带地区，那里是日本鬼子的重兵封锁区，国民党第三战区冷欣的部队又在紧紧追赶新四军江南主力。如果郭村的阵地守不住，长江北岸被韩德勤和“二李”控制，新四军江南主力不但无法渡江，甚至会在长江和沪宁路之间遭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夹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但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要受到影响，江南新四军主力也会遭到难以弥补的损失。
陈毅认为，李明扬和李长江的部队和新四军兵刃相见，不管胜败如何，都有可能使“二李”完全投入韩德勤的阵营，而韩德勤做梦都想实现苏北反共大联合。如果那样，就会增加新四军向苏北发展的困难。
6月下旬，陈毅曾三次急电叶飞，要叶飞避免与“二李”作战，必要时可退守到大桥地区或扬中。但叶飞坚持要在郭村迎敌。挺进纵队的其它负责人也认为，郭村有新四军1个精锐主力团和1个教导队，凭借有利地形有把握抗击“二李”的部队，等待支援。
战斗发起后，驻守郭村的新四军打得十分勇猛顽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也呼吁“二李”停止进攻，同时命令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3个团迅即向郭村增援。
郭村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发生了三个情况。一是“两李”内部的女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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