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国
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生产、消费和人口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只是在17世纪明、清交替之际有过短暂的中断。有关这一中断的情况，我们将在第5章中予以考察。这里，我们先来考察中国的生产和贸易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它们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关于蒙古人入侵以及元朝统治造成了多大的变化，我们这里暂不考虑。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1400年到1800年的明代和清代，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自我封闭、自成一体的经济世界，在明朝于15世纪停止了海上扩张、清朝于17世纪对海上贸易严加限制之后尤其如此。下面我们将用事实对这种流行观念提出挑战。
诚然，中国的海上扩张，尤其是1403年后郑和主持的海上扩张活动，在1434年嘎然中止。其原因一直引起许多人的思考，但是先前的扩张和后来的收缩无疑与中国同大陆西北部的蒙古人及其他民族的关系相关，也与明朝迁都相关。明朝迁都到靠近边境的北京，也是为了更好地对付蒙古人卷土重来的威胁。1411年，大运河重新开通，主要用于从长江流域的生产和人口中心向遥远的北京和边镇供应大米，由此也减少了对沿海海上商路以及航海商人和海军的依赖。南方海上利益集团与北方大陆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越来越以有利于后者的方式解决。与此同时，沿海的日本和中国海盗和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反而加强了内陆利益集团的势力，导致了当局对海上商业活动的进一步限制。直到1567年，迫于南方、尤其福建有关利益集团的要求，这些限制才被放弃。与此同时，1571年，中国不再与亚洲内陆的蒙古人对抗，削减了2／3以上的军队，重新恢复了对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和谈绥靖政策。
但是，东南的海上贸易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非法贸易很快就与“日本人”（其实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海盗活动交织在一起，发展得十分兴旺，其交易量远远超过官方的“纳贡”贸易（Hall1991：238）。中国东南沿海的进出口贸易周期性地出现小高潮；而且，至少从1570年起，到1630年前后，当明朝政府的财政急转直下之时，这种贸易出现了复苏和繁荣（详见第5章）。
人口、生产和贸易
人们对于明代中国人口有各种估算，说法不一。1393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为6000万，但有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不止于此（Brook1998）。威廉•阿特韦尔（Atwell1982）估计，1500年，人口已达到1亿。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一个世纪以后，即1600年才达到这个数字。但是，费正清（1992：168）认为，到1600年时，有1．5亿人，布鲁克（199）则认为，可能达到了1．75亿人。何炳禄在《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认为，实际人口数字通常都超过官方记载的数字，例如，1740年可能至少超出20％（HoPing．ti1959：46）。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明代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增长了一倍或更多。在结束了17世纪中期的危机之后（有关这一危机，详见第5章），中国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生产增长。表4．1在综合了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的估计是，1500年为1．25亿（表4．2的保守估计为三亿），1750年为2．7亿（保守估计为2．07亿），1800年为3．45亿（保守估计为3．15亿）。在这三个世纪里，中国人口翻了三倍，远远高于欧洲的人口增长。在17世纪初的明代晚期，当时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虽然五百年前的宋代已经如此），如南京达到100万人口，北京超过60万人口。到1800年，广州与邻近的佛山加起来，有150万居民（Marks1997a），其数量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
中国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得益于西属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当然，这种增长首先得益于引进早熟水稻并因此而有一年两季的收成，其次得益于引进美洲的玉米和红薯，从而使可耕地面积与粮食收成都有增长。但是，17世纪初期和中期，中国的经济与政治都遇到了暂时的麻烦，这或许应归因于这种人口增长以及气候原因（见第5章）。人口和生产都出现了衰退，甚至暂时出现了急剧的下降，但是从17世纪末又开始恢复，在整个18世纪以加速度发展，到1800年大约达到了3亿人口，或者说几乎翻了三番（Eberhard1977：274）。
王国斌对中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的扩张作了一个总结：
有关经济作物、手工业和贸易的增长的基本情况，在中国和日本的文献中有很好的描述。……最引人注目的是，临近上海的长江下游地区棉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这两个主要手工业部门和水稻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经济。长江中上游的安徽、江西、湖北、尤其是湖南和四川等省份出产的稻米顺流而下运往这个地区，供应当地居民。由于市场的扩展把越来越多的地方联系起来，这些省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相关的手工业，如棉花、靛青、烟草、陶瓷和纸张。
市场的扩展在长江一带表现得最明显，但也不限于这这一广大地区。在中国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地区，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广东珠江三角洲出产甘蔗、水果。蚕丝、棉花、五金器具、香油以及桐油。东南沿海一带，16世纪时的外贸活动刺激了茶叶和蔗糖这些经济作物的生产。（Wong1997）
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和广西以及福建，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外贸，尤其是换取白银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刺激了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有一位总督说，每年有上千艘大船出入广东。这或许是夸大之词。但是有一个英国船长也说，1703年，在广州海面上大小船只有五千艘（MarkS199662）。马克斯分析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这种外贸对内贸、农业的商品化以及环境的影响。在16世纪后40年，广东的粮食市场的数目增加了75％，其发展速度比人口增长速度要快得多。马克斯的结论是：
经济的商品化是使旧貌换新颜的强大力量。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不仅把水田改造成鱼塘和桑树堤（这些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商业效益，而且还有生态上相辅相成的作用，对于饲养桑蚕十分必要），而且他们由此而产生的粮食需求也使得岭南其他地方的许多农业区变成了单一生产外销水稻的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只种植经济作物，把水稻生产推给了珠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农民以边缘的丘陵地生产的红薯和玉米为生，而把水田出产的大来顺流而下运往珠江三角洲。…（但是）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越来越多的刺激，这整个体系是不可能维系的。（Marks1996：76）
然而，大米供应的短缺是不可避免的。18世纪初，经济作物（包括甘蔗，一度还有棉花）的种值占用了广东的一半耕地，广东只能生产出所需的一半大米。因此，需要从外面包括东南亚输人的大米总量越来越大。对此，北京中央政府一再使用免税政策来鼓励复耕边缘上地和开垦丘陵土地。这就导致了毁坏森林、水土流失和其他的环境破坏。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到的两个相关因素或许对于世界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因素是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的领先地位。中国在瓷器生产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丝绸生产方面也几乎没有对手。这些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卖给其他的亚洲买主，其次是供应马尼拉一美洲贸易（FlynnandGiraldez1996）。另一个同样被柏林和吉拉尔德兹强调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作为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的地位和作用。当然，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联在于，直到19世纪中期为止，中国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解决的。
然而，中国对白银的吸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朝政府抛弃了元朝乃至更早的宋朝部分使用纸币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发生危机时，滥印纸币总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明朝政府先是停止了纸币的印制，接着又停止了纸币的使用，从而完全使用铜钱和银锭。另外，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交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正是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顺差，导致了对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了世界白银价格的上涨。
因此，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说：“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西班牙帝国（它是靠出售白银而得以生存）。”这种说法并非耸人听闻。的确如此，只不过正如我在第3章中将要论证的，中国的商品生产足以使之控制住通货膨胀。
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先后抵达东亚的口岸，力图成为中国与其邻国贸易的中间商，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扩张中分得一羹。当然，他们以及另外一些人也把一些重要的美洲作物引进中国，其中如玉米和红薯等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消费增长产生了重大作用。
我们现在最好来研究一下中国物产丰富的经济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进入世界经济。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出口丝绸、瓷器和水银，在1600年以后还出口茶叶。但是，中国也是锌以及铜镍合金的产地，这两种东西在其他国家也被当做铸币的合金原料。当时有一个名叫波特洛（Botero）的人指出：“从中国输出的丝绸数量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每年有一千英担丝绸从这里输出到葡属印度群岛，输出到菲律宾。它们装满了15艘大船。输往日本的丝绸不计其数……。”
明代中国实际上垄断着世界市场上的陶瓷。不过，80％的瓷器出口是输往亚洲，其中20％输往日本。输往欧洲的瓷器在数量上仅占16％，但都是优质产品，其价值高达中国瓷器出口的50％。然而，明、清王朝的替增使得1645年后瓷器出口减少了2／3以上。尤其是从1645年到1662年这段时期，盘踞福建的郑氏家族依然效忠于明朝，几乎完全控制了已经大大萎缩了的出口贸易。萎缩了的瓷器出口贸易持续到1682年。在此之后，这种贸易的数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其市场份额也有所恢复。与此同时，日本和1662年后越南的东京也成为重要出口地。简略地说，东京也向荷兰人供应丝绸，荷兰人再把丝绸运往日本换取白银（Kleinl989：80）。中国也向巴达维亚输出丝绸，从那里与孟加拉丝绸一起转口到日本。反之，中国进口印度的棉织品（其中一部分则转手再出口），东南亚的香料、檀香木以及造船木料或船只，以及其他地方的白银。与此同时，中国也生产大量的棉织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也有一部分出口到欧洲。17世纪晚期抵达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估计，仅此一地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提供纱线的纺纱Xi人（HoChuimei1994：201）。
滨下武志（HamashitaTakeshi）在《纳贡贸易体系与现代亚洲（1988）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日本与中国》（1994b）两篇文章中对以中国为基础的独立的亚洲世界经济作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解释。滨下（1988：7－8）主张把“亚洲历史（看作）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内部的纳贡关系和纳贡一贸易关系为特征的统一体系的历史。……（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西北亚有一种中心一边题关系……与邻近的印度贸易区相连接”。演下是以延续到19世纪的古代中国的“纳贡”体系为中心展开分析的：
中国中。c论的观念不单纯是中国的偏见，实际上也是各个纳贡地区的共识。……中国人统治地区的周边藩属纳贡地区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且这种历史还在延续。……因此，所有这些国家彼此之间都保持着藩属纳贡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种连续的链条。值得注意的是，该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特，发是，它的基础是商业交换。纳贡体系实际上是与商业贸易关系网络并行存在的，或者说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例如，逞罗、日本和中国南方之间的贸易长期以来就是靠朝贡使团所获得的利润来维持的，甚至有时许多非纳责贸易几乎得不偿失。……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渗透以及‘海外华人”的迁徙，在历史上与这种贸易网络的形成发展相互交织、难解难分。商业扩张和纳贡一贸易网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是随着纳贡关系的扩展而扩展的。应该指出，这种纳贡贸易也是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中介贸易。……纳贡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的纳贡贸易网，同时从这个贸易网之外吸收着大量的商品。……总而言之，整个纳责和地区间贸易区是以中国纳贡体系为中。。，而且它具有自身的结构规则，通过白银的流通而实行着有条不紊的控制。这个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体系也联结着毗邻的贸易区，如印度、伊斯兰地区和欧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滨下承认：“实际上，人们完全有理由把细贡交换看成一种商业交易……（它）实际上既包含着包容性关系，也包含着竞争性关系，并日益扩大，形成一个覆盖广阔地区的网络。”的确，众所周知，中亚商人经常带着伪造的公文，冒充“政治使团”，“朝贡”无花果树叶，其实是从事平凡的商业贸易活动。欧洲旅游者，如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谈到这种情况，明代的官方文件也直率地承认这一点。日本人也同样利用朝贡方式来享受甚至垄断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到通罗的中国商人，无论是否去纳贡，都完全是出于商业动机”。库什曼（1993）也注意到这种情况。
滨下还认为：“整个复杂的纳贡贸易结构的基础是由中国的价格结构决定的……纳贡贸易区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白银’区，即白银成为中国持续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
滨下是根据明、清两代的制度性法规来阐释中国纳贡贸易体系的。这些法规区分和排列了——有时根据情况变化也修正了——“纳贡国”的地理等级，并明确规定了它们各自的进出口岸。在这种等级中，首先是北方的朝鲜和日本，然后是东南亚的各个地区，西方的印度，最后是葡萄牙与荷兰。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中央之国的天朝乃是天下的中心，但中国人也讲究实际和实用，承认商业贸易以及其他相似活动乃是一种他们称作“纳贡”的方式，即其他人不得不交付给他们某种东西。
虽然置身其中，但当时的中国朝廷（以及现在的滨下）基本上是务实的，因为外国人都不得不为了换取中国认为便宜的出口货物而倾其所有地支付给中国大量的珍贵白银，使白银每年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这些支付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基本职能，但是在思想观念上被称作“纳贡”。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这些纳贡国被按照各自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里的位置加以类分，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带有过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但是这种分类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一种基本现实：整个多边贸易平衡体系，包括印度和东南亚因逊于中国的产业优势而扮演的辅助角色，起了一种磁石的作用，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直到18世纪，这些商业交易的白银结算（也可以称作“纳贡”），这种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欧洲的经济殖民地之间以及这些地区之间的中心一边睡关系，在世界经济中起了一种决定性作用。滨下称之为这些地区之间的“藩属纳贡关系的连续链条”。可以推测，中国所处的中心地位使得它的国内价格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是否如滨下所说的，它本身就能“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所有价格，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它的影响应该受到远比现在更多的注意。
另一方面，滨下（1988：18）正确地指出，西方人要想做生意，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早已建立的“作为该地区一切关系基础的……纳贡贸易网……在其中（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据点”。但是，这与其是在谈论实际的对华贸易，不如说是揭示了亚洲的普遍规则：欧洲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他们的贸易马车挂在亚洲庞大的生产和商业列车上，而这列亚洲火车正行驶在早已修筑好的轨道上（也就是陆上和海上网络上）。进一步看，东亚和东南亚的中国“纳贡贸易网”两千年来一直是更大的非洲一欧亚世界经济网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所做的不过是把美洲纳入这个网络。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有证据表明，在哥伦布启航之前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也获得了珍贵的支付手段！我们不妨看一看诸如汉斯•布罗埃尔的著作《最先抵达美洲的是中国人》（1972）。
“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中国也从日本获得大量的银和铜，通过中亚的内陆贸易获得一些银和铜（见第3章）。中国既进口黄金，也出口黄金，这取决于黄金、白银和绸之间比价的变动情况。总体上看，在许多世纪里，白银是向东流动（除了从日本向西流动和从阿卡普尔科通过马尼拉向西流动外），黄金是通过陆上和海上向西流动。有些向东流动的黄金也流向欧洲。
因此，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也从中国的东亚和东南亚“纳贡”网之外吸收商品。这就意味着，这个网络本身乃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滨下所暗示的那种自成一体、自我封闭的世界。但是，滨下以及中国人也同样持有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纳贡贸易网，同时从这个贸易网之外吸收着大量的商品（尤其白银）。”（Hamashita1988：14）值得争议的仅仅是，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网络究竟有多大。
池田禅洲（1996）也反对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充分利用滨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模式”，提出一种适应今天的中国复兴的视角。但是，池田还是局限于描述一个仅次于“欧洲的世界经济’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世界经济”。池田对这个亚洲的“世界经济’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辉煌未来进行了填密的思考，但是他依然不愿或不能把这两个以及其他的地区性“世界经济’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全球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是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布鲁克（1998）在其研究明代经济与社会的专著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
还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中国作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的可能性。魏斐德（Wakeman1986：417）写道：“按照肖努（Chuanu）的观点，中国（17世纪）的国内危机实际上促成了全球危机：‘对中国大陆贸易的起伏跌宕决定了海上贸易的起伏跌宕。＇中国政府及其统治下的社会因此能够比世界其他大国更快地从17世纪危机中恢复过来。”丹尼斯•柏林对白银流向的研究也使他得出结论；中国至少在世界白银市场上处于中心地位。因此，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C）认为，应该在世界白银贸易中“给中国（及其东亚纳贡体系）保留一个中心位置”，因为这一体系大概涵盖了世界2／5的人口。柏林和吉拉尔德兹在另一篇文章里（1995b。16，3）进一步指出；“我们把白银看作是全球贸易兴起的一个关键性动力，”因此，“我们认为，明代中国的新货币财政体制的出现，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背景下……
近代早期全球贸易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没有一种现成有效的供给，中国（或其他国家）对白银的渴望在那时（至今也同样）不可能转化为对白银或货币的需初有了这种供给。那些能够用白银或其他货币支付的人才会有需求。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能够有效地提供这种商品供给。
因此，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比滨下更强有力的证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名副其实地“改写”了这一历史。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欧洲发明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让他们追求准确或客观的历史。
(十)中亚
《剑桥伊斯兰史》基本上不考虑从1400年到1800年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中亚：
因此，中亚从16世纪初就被分离出去。…••从此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由于发现了通往东亚的海上路线，丝绸之路渐渐变得多余了。……自从迈进现代的门槛，中亚历史就变成了一个外省历史。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对以后几个世纪只作一个简略的概述。（Holt，Lambton，andLewis
无论从原则上，还是就实际情况而言，这种省略都是不可接受的。首先，哪怕仅就一个事实而言，中亚内陆的伊斯兰民族也肯定不是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跤帖木儿王朝是由跤帖木儿建立的，而跤帖木儿曾经把首都建在撒马尔罕。再者，土耳其奥斯曼人的各个重要的穆斯林国家和政权、波斯的萨菲王朝、印度的莫卧尔王朝都是由来自中亚的民族建立的。实际上，莫卧尔王朝就自认为是来自中亚，并且源源不断地从中亚引进高级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FOltZ1996，1997）。还有，亚洲内陆的蒙古人建立了“中国的”元朝，明朝继承了它的许多行政机构，而明朝又被同样来自亚洲内陆的满族人所取代。
罗萨比（Rossabi1990：352）认为，中亚的经济和内陆贸易已经“衰落”，但是他也注意到，内陆贸易到17世纪初仍延续不断，因而补充说：“有关这方面商业情况的准确资料十分贫乏”。其实，有关资料根本不难找；正如伊莱•韦纳曼（Weinerman1993）所评述的，在苏联时代，俄罗斯人和中亚人整理出大量的有关资料。但是，由于以前的论争基本上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人们歪曲地使用这些资料来为苏联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很难对它们做出合理的解释。为了论证苏联政权在中亚的合理性，人们通常用沙皇统治促成“中亚的衰落”来反衬苏联政权的优越性。但是，当中亚的民族主义向莫斯科的统治发出挑战时，当局为了釜底抽薪却又声称，甚至俄国沙皇专制统治也不是一无是处。于是，又有大量的资料被整理出来，证明17世纪的中亚“衰落”受到抑制，到18世纪情况好转了。究竟是俄罗斯人还是中亚人的“发现”更值得信赖，较早时期的“衰落”是否仅仅是俄国人最早编造的神话？俄罗斯人和中亚人在这些争论中各执己见。
另外，有关中亚衰落和进步的争论，也是关于“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长期争论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在中亚是否是自发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俄国殖民主义对它是起了扼杀作用还是促进作用？苏维埃政权和意识形态是如何有利于“第三世界’以及中亚的反殖民主义以及“非资本主义的”乃至‘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这些争论也显示了这些“生产方式”概念是如何误导人们的：正如本书第1章和第7章所指出的，这些概念转移了我们对历史实际进程的注意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驱使下，这种争论还没有停止。各方为此而整理出来的“史料”使我们很难“信以为真”地加以使用。也许俄文读者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我只能去看其他的资料。
与尼尔斯•斯廷斯加尔德一样，罗萨比也注意到，跨大陆的商队贸易并没有被环亚洲的海上贸易所取代。其中一个原因是，绕行非洲的海上商路没有降低运输成本。另一个原因是，运输成本在最终的销售价格中毕竟只占很小的比例（Menard1991：249）。因此，葡萄牙人统好望角的贸易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跨中亚和西亚的路线所取代。斯廷斯加尔德（1972：168）估计，欧洲消费的亚洲商品中，由内陆商队提供的商品是绕好望角的商船提供的商品的两倍。
两位学者都注意到跨中亚贸易在17世纪的衰落。罗萨比把这种衰落归因于两个因素：严酷的干旱（“小冰河时期”）和政治动乱。后者主要包括明王朝于1644年的覆灭和满清的取而代之，中亚西部帖木儿帝国的崩溃，印度北方莫卧尔王朝的困境。16世纪末，中国朝贡贸易使团到塔里木盆地绿洲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到1640年以前，即明朝最后几十年，就更为罕见了。此时，吐鲁番也竭力控制塔里木盆地北部商路。蒙古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也再次恶化（Rossabi1975，1990）。但是，也有一位研究者把这种衰落的某些原因归结到商路的另一端，即更为遥远的波斯萨菲王朝内部的问题（Adshead1988：196－197）。
我们不难接受罗萨比从资料中得出的结论：“那种认为海运贸易取代了商队贸易的一般假定是需要加以限定的”（Rossabi1990：367）。但是，他接下来的说法却值得商榷。他宣称，17世纪的衰落应该归咎于“商队所通过的大部分亚洲地区所经历的政治动乱。……总之，中亚南队贸易的衰落不能完全归因于经济原因”。
或许如此，但是，这种因果关系为什么不会是反过来呢，即干旱和经济衰落造成了政治动荡？这样讲通常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更为适用，也更能解释为什么“穿越中国西北部地区的商业活动明显衰落”（Rossabi1975：264）。但是，在东亚和南亚，只是在1630年代，气候问题才特别严峻。17世纪初和17世纪末都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大扩张时期。这就使得“衰落’的说法是否适用于中亚也变得可疑了。更引人深思的是，随着18世纪其他地方的贸易扩展和“商业革命”，跨中亚贸易再次复兴。斯廷斯加尔德（1972）指出，这种贸易转到俄国和中国之间偏北的商路上。
弗莱彻（1985）也批驳了那种认为跨大陆贸易被海上贸易取而代之的论点（或假说），但是他注意到从1660年开始外蒙古地区的＂游牧经济衰落”。还是与斯廷斯加尔德一样，他注意到，俄国商人建立的偏北的商路也促成了西伯利亚人口的增长。“布哈拉”商人（不都是来自布哈拉）原先在偏南的穿越中亚的远程商路上占有一个垄断地位，但是，自1670年以后，他们逐渐被俄国商人所取代。弗莱彻还强调了另外三个因素的作用。一个因素是17世纪的人口衰落。这是欧亚大陆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个因素在杰克•戈德斯通对1640年以后的危机所作的人口一结构分析中至关重要，参见本书后面的讨论）。另一个因素是军事技术（即火器）的发展。正如赫斯（Hess1973）指出的，这种进步使得战争变得昂贵了，也使得游牧部落从此在与庞大而富有的国家或帝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弗莱彻提到的第三个因素是，欧亚大陆各部分的地区内贸易都有较大的发展。这种地区性发展看上去有可能缩小跨中亚贸易的市场。但是，事实上，中亚各个部分或地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作为邻近地区的商品供应地和销售市场的功能，结果反而使这些地区在经济上和商业上都得到发展。例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香料和丝绸贸易实际上越来越多地利用穿越中亚各地的商队贸易路线。这些商路与欧亚之间的波斯湾和红海商路互相联结，相辅相成。再如，莫卧尔帝国在印度次大陆南部的扩张造成了对骡马和其他军事物资的需求。中亚各地区，无论是靠近波斯的西部地区，还是东边更远的西藏和云南，都“天然地”成为这些物资的供应地。约翰•理查兹（1983）在论述13世纪和14世纪的情况时指出，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塔等旅游者早已谈到这些中亚地区向印度出售马匹来谋取暴利的生意。这种骡马生意持续了很长时间。据记载，17世纪初，中亚有一年出口了10万匹马，其中卖到莫卧尔帝国军营的就有1，200匹（Burton1993：28）。
与之类似的是，蒙古人与中国之间的地区贸易虽然像以前那样起伏不定，但始终持续进行。蒙古人的最后一次严重的军事威胁似乎被明朝政府克服了。但是，明朝政府为了应付这种威胁，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北方，甚至迁都北京，并且牺牲了许多海上的商业机会，在1433年突然中止了类似郑和的贸易使团活动。这种地区取向以及战争的新方式和代价，可以解释许多事件。伊森拜克•托根对此作了分析：
本论文的宗旨是，对丝绸之路的衰落这一说法作出进一步的限定，证明（在17世纪）贸易和商人依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原先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中介角色的一系列国家消亡了。它们的消亡应归因于近代早期定居民族帝国的扩张。正是在这个时候（1698年），其中的两个帝国，即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彼此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因此中介国家丧失了原来的功能。结果，商人，具体地说是丝绸之路上的（布哈拉）穆斯林商人变成了帝国内的商人，他们更多地从事帝国内的贸易活动，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从事跨大陆贸易。（Togan1990：2）
但是，正如阿谢德（1993：179）所提示的，这些变化也意味着，东西方的跨中亚商队贸易在17世纪的衰落是由地区性的南北贸易来填补的，因此“中亚没有衰落”（Adshead1993：200）。罗萨比（1975：139－65）对中国从中亚进口的货物作了分类：马，骆驼，羊，皮毛，刀剑，玉石，人参以及其他药材，当然还有黄金和白银。他罗列了中国的出口商品：纺织品，布匹，成药，茶叶，瓷器。另外，从15世纪晚期以后，一部分白银取代了原来被列为出口物的纸币，因为纸币只能在中国使用。
俄国与中亚的贸易也一直很兴旺，到18世纪更加繁荣。首先，来自中亚的商队也不得不带着一些金银来结算他们购买的俄国货物。但是，在18世纪后半期，由于中亚向俄国人出售越来越多的棉花和纺织品，这种贸易就比较平衡了。然后，贸易的天平倒向中亚，俄国不得不向中亚，后来也向中国出口贵金属（Attman1981：112－124）。因此，历任沙皇不断地颁布敕令，禁止出口贵金属和金银币。从17世纪中期开始，尤其到18世纪，俄国政府极力保护本国臣民的商业活动，排斥布哈拉人和其他中亚人的竞争（Burton1993）。
伯顿（1993）在概述1559年到1718年布哈拉人的贸易活动时也把非布哈拉人的贸易活动考虑在内。他的论文与所附的地图展示了贸易路线以及大量非奢侈的日用商品的贸易情况以及由此显示的劳动分工。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在此无法全部列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奴隶（包括来自西方的德意志和东欧的“非基督徒”奴隶以及来自南方的“非穆斯林”印度奴隶）；骡马和其他牲畜以及各种皮毛和皮制品；各种纤维制品和纺织品；靛育和其他染料；金属和金属器皿，尤其是小型武器；各种陶瓷器皿；各种食品，包括粮食、蔗糖、水果、大黄叶柄；药材；茶叶和烟草；宝石；当然还有资金属和金银币。贸易路线把希瓦、布哈拉、巴尔赫、撒马尔罕、喀布尔等许许多多中亚的商人聚集区联结起来。这些商路向北经由阿斯特拉罕、奥伦堡通往莫斯科，再从莫斯科通往西欧和东欧；向东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直通中国，或者沿东北方向到西伯利亚，再通往中国。伯顿（1993：84）总结道：“纵观这一时期，尽管有各种艰难险阻，（中亚人）还是孜孜不倦地从事贸易活动。他们输送了种类繁多的物品，而且总能适应各种环境变化。甚至在沙皇（设置各种障碍）以后，他们依然继续与莫斯科和西伯利亚通商。”
17世纪上半期，俄国迅速向西伯利亚推进。从此，中国和俄国对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贸易、领土和政治控制的争夺风云变幻，时起时伏。俄国人似乎更关注（长途）贸易，中国人则似乎看重政治控制，而实现了政治控制，就能保证该地区的纳贡义务和贸易。根据1689年尼布楚条约，双方达成一致，俄国人的贸易活动得到保证，但俄国向中国交出该地区的政治权力。中国在1858－1860年又丧失了这种控制（只是到20世纪中期才恢复了一点儿）。另外，西部蒙古人控制了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北线沿途的绿洲（自汉代以来，中国对这一地带的控制时进时退）。由此引发了争夺这一关键地区的斗争，直到清代，这一斗争才尘埃落定。
（十一）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
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在国际贸易和支付结构中的地位，很类似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在西亚的地位。具体地说，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主要向西欧出口皮毛，也出口木材、大麻纤维、粮食和其他商品，从西欧进口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而且一直是出口大于进口。这种贸易顺差是用主要来自美洲的资金属来平衡的。俄国与波罗的海地区之间的贸易、波罗的海地区与西北欧之间的贸易也是同样的模式（包括从瑞典出口铜、铁乃至后来的木材）。
波罗的海是三条主要的东西贸易通道之一。另外两条从俄国开始的路线分别是偏北方的经由北冰洋的海上路线和经由中东欧的内陆路线。不过，也有穿越俄国的南北贸易路线，主要是沿着大河深入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位于通向里海的伏尔加三角洲的阿斯特拉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为了扶植这种贸易和排斥穆斯林，俄国人设计了一条联结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运河，但从未付诸实现。俄国向南方主要出口皮毛以及某些金属制品，从南方主要进口丝绸、棉花、靛育和其他染料。俄国在这种贸易中严重入超，不得不转手出口一些金银进行结算。这些金银是它从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钢贸易顺差中获得的金银的一部分。
为了促进国内的商业发展和更好地参与国际商业竞争，彼得一世扶植商人，允许他们实行市政自治。沙皇还向欧洲和亚洲派出领事，当然也极力使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为了使俄国控制下的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取代被外国控制的经阿尔罕格尔（Archangel，意为“天使长”）中转的贸易，彼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不顾莫斯科的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而建造圣彼得堡（该城取圣彼得的名字，而不是沙皇的名字）和从莫斯科穿越沼泽地通往圣彼得堡的道路。阿尔罕格尔因此衰落。另外，彼得还想修建一个河流一运河联网系统，连通波罗的海、黑海、白海和里海，但没有成功。再有，“人们在强调波罗的海地区贸易时往往会忽略莫斯科的东方贸易的发展，……土耳其、波斯、中亚诸汗国以及中国也在这种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彼得当然也想在繁荣的印度贸易中分得一羹（OI计a1969：129）。阿斯特拉罕就有300多印度商人长期定居，在莫斯科、纳尔瓦和其他地方也有印度商人的定居点；印度的纺织品被运到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运到今天的卡什加尔中国城．
到彼得大帝统治结束时，在莫斯科地区至少有200个大型工业企业，其中有69个从事冶金业，46个从事纺织业和皮革业，17个制造军火。俄国的生铁产量超过英国，到1785年更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产量（OliVa1969：124）。彼得的经济政策也导致了总体上的贸易顺差。1725年，俄国出口额为240万卢布，进口额为160万卢布，盈余80万卢布。
另外，俄国从17世纪前半期开始向西伯利亚迅速扩张，西伯利亚出口的皮毛越来越多地补充了欧俄皮毛出口的供应。因此，货币也流向远东，并促成对西伯利亚的开拓。在西伯利亚和欧亚大陆的东端，俄国人逐渐成为中国丝绸和茶叶的重要客户。沙皇政府还极力在俄国东部一中亚一中国一线的地区贸易中为俄国官方和民间的商人谋求贸易特权。
我们在前面指出，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跨大陆贸易从原来的穿越中亚的南路转移到穿越俄国的北路。这种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而发生的。与此相关的的一个因素是，跨边界的中俄贸易越来越多。另外，自16世纪中期伊凡雷帝以来的俄国统治者也一直努力诱使丝绸之路改变路线，从俄国领土上通过（Anisimov1993：255）。在西伯利亚流动的和定居的布哈拉商人最初都受到鼓励和保护。但是，由于俄国商人不断地呼吁政府限制乃至消灭这种外国人的竞争，因此布哈拉商人的活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最终遭到禁止。俄国商人的请愿在17世纪中期的金融和贸易危机时期特别强烈（见第5章的论述；另参见Burton1993：54）。到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位时期，再次爆发了请愿活动。
1689年彼得大帝签署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承认了中国的政治特权，作为回报，俄国人获得了在西伯利亚进行贸易和对华贸易的特权。在此之后，市场只准俄国人占有，布哈拉人逐渐被清除。一时间，贵金属同时向两个方向流动，但是后来大部分金银锭流向西方，铸币流向东方（Attman1981：114－124）。不过，彼得大帝下令禁止出口贵金属和非俄国货物。
彼得大帝决心保护和扩大俄国在东方和南方的贸易。他在写给驻波斯大使的指示中问：“……有没有可能给士麦那和阿勒颇的贸易制造障碍，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做？”Anisimov1993：255）。另外，他产生了另外一些相关的想法：在1772年（利用萨菲王朝的宫廷内江造成的暂时虚弱）发动对波斯战争，然后在门对年与土耳其人瓜分波斯领土和商路，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商业考虑。当他占领了里海的巴库后，他因“踏上了亚历山大大帝（通向印度）的道路”而“举杯欢庆”（Anisimov1993：259）。
印度的财富和贸易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彼得大帝念念不忘要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水路。他尝试了经由里海、乌滁河和其他河流的路线，还试图改变河道和兴建连通江河的运河。他甚至参与了经由马达加斯加的海上冒险。他派遣了一个使节完成前往印度的倒霉使命，要求他晋见莫卧尔皇帝并且“采取各种手段……使他允许与俄国通商”。正如他派往波斯的使节阿尔捷米•沃林斯基后来所回忆的：“按照皇帝陛下的设想，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波斯。如果我们在波斯进展顺利，而且他的圣体还安然无恙，他会尝试着前往印度，他甚至酝酿着到中国去，这是我有幸亲耳听陛下说的。”（Anisimov1993：263）另外，这位沙皇还派丹麦航海家维图斯•约纳森•白令（白令海峡和白令海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去寻找俄国远东地区与美洲之间的通道。但是，所有这些寻找亚洲财富的商业政策和帝国政策都不得不等待沙皇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的雄图大略取得某种满意的结果，在后一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建造了圣彼得堡。时至今日，俄国依然而且还将苦于应付在东方的利益和在西方的利益二者之间的冲突。
（十二）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
本章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过去确实有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它把各个农业内陆和边睡地带与它们各自的地区商业中心、海港或内陆商业城市都联结在一起。这些地方反过来发展和保持了频繁而深远的省际、地区间和构成世界体系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这些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商人和贸易活动中，体现在由这些贸易活动而造成的贸易不平衡中。但是，这些贸易活动也反映了在全球劳动分工背景下广泛的地区间和部门间的互补与竞争。而这一切也反映了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相对——和绝对——分量和支配地位。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因欧洲人输入了美洲金钱而得以扩张。实际上，这才使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甚至在18世纪，这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
世界经济中的国际劳动分工以及相对的部门生产力和地区竞争力，体现在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的全球模式中。
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有四个主要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前两个地区靠生产出口的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赤字。非洲出口黄金和奴隶。从经济角度看，这三个地区都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第四个贸易逆差地区，即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欧洲在弥补这种赤字时主要是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亚洲内部的贸易，尤其是日本与其他地方的贸易。这种亚洲内部的“乡土贸易”对于亚洲是次要的，但是对于欧洲则是关键性的，因为欧洲由此获得的利润比欧洲对亚洲贸易的利润更多。
东南亚和西亚也生产一些金银，用于平衡它们的贸易。但是，与欧洲不同，它们也有能力生产其他满足出口需求的商品。东南亚和西亚分别是亚洲核心经济体的东南贸易中转站和西南贸易中转站，因此也都能实现“出口”盈余。中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在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两个重要地区是印度和中国。这种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在印度，这些制造业主要是称雄世界市场的棉纺织业，其次是丝织业，尤其是印度生产最发达地区孟加拉的丝织业。当然，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也依赖于农业、运输和商业的生产力。它们提供了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工人的食品，以及二者的运输和贸易，进出口的运输和贸易。
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当然，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求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
回到我们的14世纪的出发点，特别是回到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提出的“13世纪世界体系”，我们会看到一些持续到18世纪的“地区性”模式。对于这些地区模式，可以用几种互不排斥的方式来总结。但是，任何方式都不符合那种流行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观念。那种观念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提从欧洲开始的，只是后来才逐渐扩张，“兼并’了世界上的一个又一个地区，直到西方最终完全主宰了它们。
这一章里的各个小标题以及许多论述都显示了世界经济的两种可能的地区划分方式。我先是提醒读者；任何地区的界定都可能是武断的，然后各节的标题分别定为“美洲”、“非洲”、“欧洲”等等。遗憾的是，迄今大多数有关‘世界’经济史的论述都几乎没有超出这三个地区的范围。本章则试图证明，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只是较小的角色。世界经济也涵盖着亚洲的许多地区。当然，出于其他需要，每一个地区也可以用罗盘时刻度加以分割，或者从地理和生态角度划分为核心／边缘、大陆／岛屿、高地／低地、寒带／热带、潮湿地区／干旱地区等等，也可以从经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加以划分。
它们也可以被分别纳入大西洋地区、印度洋地区、中国海地区、亚洲腹地等等较大的地区。或者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地区、北中国海／南中国海地区等等。当然，在以往的大多数论述中，大西洋地区受到最多的关注。但是，我认为，其他地区理应受到相对和绝对更多的重视和研究。事实上，这一章关注的就是这些较大的地区，而且在每一节里都用一半甚至更多的篇幅论述各个地区与其东西方邻近地区的经济关系。例如，“印度”一节对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孟加拉、锡兰等地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贸易作了描述，并且强调了它们各自与非洲、中亚、西亚、东南亚。东亚的密切经济联系和劳动分工。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说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基本要素在许多世纪的延续。在论述世界经济时，阿布一卢格霍德是在覆盖欧亚大陆的八个相互重叠的椭圆地区中确定了三个主要地区。这八个椭圆从西向东分别是以欧洲、地中海、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南中国海以及亚洲腹地为中心。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在历世纪又增添了一个大西洋椭圆区，但是原来的所有地区继续在世界经济的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扮演着或大或小但绝不平等的角色。
但是，我们也看到，其中有些地区确实比其他地区更平等一些，它们的相对地位也发生着某些周期性的或暂时的变化。虽然在18世纪大西洋取代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成为欧洲贸易的中心，但是它在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还远远比不上印度洋地区和中国海地区。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的主要由亚洲历史学家写成的一系列著作（在以后各章中还会引用）能够帮助我们把印度洋经济标示在地图上，确确实实地显示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作用。这一章有关中国的一节特别指出，当时的东亚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体系，该体系在世界中的经济分量一直被大大地贬低了，甚至在人们对此有所认识时（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也是如此。滨下的著作（1988，1994）以及阿里基。滨下、塞尔登的研究报告（1996）都旨在弥补这种严重的缺陷。本书的论述也旨在阐释这种东亚‘地区”经济的结构和转变。例如，在这一节里强调了中国与中亚的长期双边关系，中国与朝鲜和日本的三角关系，中国沿海地区、南中国海、东南亚和琉球的商业移民群体和港口、尤其是海外华人的商业群体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人在今天还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绝非偶然。
当然，本书的着眼点始终是全球经济以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看到世界经济的另外一种“地区划分”。这种划分表现为同心圆的形式。在这些同心圆中，中国（以及中国的长江流域或中国南方）应该是最核心的一圈。滨下（1988，1994）所研究的东亚纳贡一贸易体系应该是第二圈，比中国更大，至少包括中亚某些部分、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圆圈的边界也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读了认为，它扩及南亚。当然，反过来，南亚也与西亚。东非和中亚有着上千年的紧密联系，而中亚也与俄国以及后来与中国日益难解难分。可以说，这些地区组成了更外的一圈，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亚洲地区圈或亚非地区圈。这个亚洲（一非洲）经济体的可以辨识的经济结构和运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实际上还没有人加以研究（在本书中也没有考察）。
因为本书的着眼点是整个世界经济。所以我们应该把亚洲经济圈放在它的全球经济圈里。在这个全球经济圈里，我们可以依次地考察更小一些的同心圆，即亚洲、东亚（和南亚？）和中国的经济圈。在这些同心圆的外圈，欧洲、大西洋和美洲可以占据它们各自的恰当位置，因为亚洲也与欧洲有经济联系，并且通过欧洲而与美洲有经济联系。这些经济联系包括亚洲直接跨太平洋的贸易活动（在第3章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考察），这种贸易活动也同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或利马附近的埃尔卡亚俄）与菲律宾的马尼拉之间的大帆船贸易相联系。这种全球经济的同心圆构图不仅把中国、东亚和亚洲依次看作是主要的世界经济地区，而且也把欧洲、甚至大西洋经济体置于边缘地位。
第3章将进一步考察欧洲人供应的美洲金钱如何流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这种流动如何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由于这个统一的世界经济具有一个不平等的结果和不均衡的运动，由此产生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并通过全球生产增长而造成了一种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第4章将考察这些发展情况，并用更多的资料验证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第4章还将证明亚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技术和制度变革如何造成了这种世界性发展。必须把这种世界（经济）历史看作是在同一时间普遍发生的统一的全球进程来加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理解它。因此，第5章首先分析这样一些同时出现的发展情况，并由此证明，亚洲经济的扩张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期。第6章则接着探索后来亚洲衰落而欧洲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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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货币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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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现美洲以来，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就在逐渐扩大……欧洲大部分都有很大进步…I 东印度是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市场……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日有增加……尤其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贵金属的价值……比欧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以前一直极为有利，现今仍极为有利。在那里没有什么别的物品能够获得（比贵金属）更好的价钱……因为在中国以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用10盎斯，至多12盎斯白银就能购得1盎斯黄金；在欧洲则需要用14kg15盎斯。……新大陆的白银看来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相隔遥远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白银的买卖为媒介。
亚当•斯密
1．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
自远古时期就有了一个非洲一欧亚范围的金银市场。14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指出：“如果在马格里布和伊夫里基亚发生了货币短缺，那么在斯拉夫人和欧洲基督教国家就不缺少货币。如果在埃及和叙利亚发生了货币短缺，那么在印度和中国就不缺少货币。……这种东西……经常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通过哥伦布及其追随者的航海活动，西班牙人又使加勒比海地区的黄金加入到这个市场中。1545年和1548年在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先后发现银矿，由此美洲白银开始涌入这个市场。这些新增的白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60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对亚洲各个部分产生了影响。例如，在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关于白银的论文中指出，它“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近年来，人们对白银如何周游世界作了概述：
对远东贸易的一般方式是，用开往中国的商船转运欧洲或墨西哥出口的白银，在中国用白银交换黄金和商品，然后把这些东西再输入到印度，用这种收入再购买运回欧洲的货物。
事实上，美洲白银几乎无所不在。从波士顿到哈瓦那，从塞维利亚到安特卫普，从摩尔曼斯克到亚历山大港，从君士坦丁堡到科罗曼德尔，从澳门到广州，从长崎到马尼拉，商人们都使用西班牙比索或里亚尔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这些商人甚至对千里之外的波托西、利马、墨西哥以及印度群岛某些地方铸造的银币的纯度都了如指掌。
因此，“没有人怀疑有一个白银的世界市场。问题在于如何描述它的模式”（Flynn1991：337）。亚当•斯密指出：“秘鲁的白银价格…肯定不仅对欧洲银矿出产的白银价格有影响，而且对中国银矿出产的白银价格有某种影响”（〔177611937：168）。他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此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用了64负的篇幅来论述“过去四个世纪的银价变动”，而且还在书中其他章节多处讨论它的影响。
本书第2章概述了全球世界市场的存在和运作。货币、尤其银币是其循环系统中流通的血液，润滑着生产与交换的轴轮。任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存储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货币之间的套利兑换性以及它们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性，也使得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场真正地运转起来！
（1）全球大赌场的微观和宏观吸引力
或许我们有必要首先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种货币会在世界各地流动，它在什么时候流到什么地方，为什么在原产地会生产这种货币。我们在后面一节将考察货币周游全球的世界性后果。在第2章里，针对“货币向何处流动，为什么”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在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只要人们想从下一个环节进口，而又没有足够的出口来补偿时，他们就会用货币来对贸易赤字进行“结算’。但是，这种回答至少留下了三个问题没有回答：（1）既然有些人没有足够的出口商品来补偿，他们为什么还要进口商品？（2）为什么另外一些人在出口他们生产的商品时不要其他商品，而要对方用货币来偿付？（3）为什么在原产地会生产这种货币？要知道，生产、运输、保管、铸造和交换这种货币，毕竟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物资以及金钱本身。
最后一个问题最容易回答，而这个答案又能引导着我们回答其他两个问题。人们之所以制造这种货币，是因为它（无论采取白银、黄金、铜、贝壳等等任何形式）当时是、现在依然是与其他东西一样的商品，生产、销售和买卖货币与生产、销售和买卖其他商品一样能够产生利润，甚至更容易，更有利！当然，要想赚取利润，生产、运输等等的成本必须低于预期的销售价格。情况通常如此，除非白银的供给增加得太多或太快，迫使其销售价格跌到生产成本之下。西班牙（美洲）生产者和其他生产者有时也遇到这种情况。这时，他们就不得不寻找技术手段或其他手段来降低生产成本或减少产量和供应量，直至价格重新上升到足以弥补成本的水平。黄金、铜、贝壳、纺织品、食品以及其他各种商品也都是这样。
一旦这种货币被生产出来，它就能够按照一定的利润来出售，它的价格会高一些——相对其他商品而言，无论后者是某种其他形式的货币还是别的什么。因为货币的价格基本上是由当地的和世界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它就会从供给相对较大的地方流到相对较低的地方。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因此，正是私人企业或公共（国家）生产者对利润的追求，使得货币从此地的低价市场流向波地的高价市场，当低价市场在本地，而高价市场在别的地方的时候尤其如此——多么像在周游世界。
这当时是大贸易公司和国家政府的一项业务，而且往往是一项主要业务。当然，这也是银行家、高利贷者的一项主要业务，还往往是商人、消费者、甚至所有人的一项业务。在矿藏丰富的地方，尤其在美洲，白银的供给价格较低，而在越远的地方乃至地球另一面的亚洲，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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