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女战士-3

记载:1888年,凉州(武威)开放为宣教师永久驻在地."走六日的路程,到了甘州.那里有

一位基督徒,他一面治病,一面传道."这与《中华归主》所云"中国医生高某同两名中国助手

在甘州(张掖)代表内地会行医兼布道工作."是相吻合的."我们到了甘州,有好些教友欢

迎我们.到主日欢欢喜喜的集会礼拜,那位传道先生站起来说:'我们这里的教友对于圣经

的知识很浅薄,所以我们四年的功夫切求主差遣两位妇女到这里来,你们看,来了三位,我们

应当感谢上帝'."可见当时张掖的教务活动比较活跃,规范.那里的教徒甚至组织了布道

团.陪同三位修女去酒泉布道.三位修女在河西一带布道达三年之久,主要的活动可归结

为:送或卖圣经给百姓;讲经;传授注音字母,这在当时应该是适宜中国国情的较先进的布道

方法.(民国初年,政府委派学者制定了三十九个注音符号,用以表示每个字的发音.1918

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决定所有基督教机构都使用注音字母).

三,彼时的高金城

高金城,字固亭,河南襄城县麦岭镇人.家境贫寒,自幼在福音堂做杂工并入教.中学

毕业后,在开封内地会医院勤工俭学,取得毕业证书.1917年起,先后在兰州,张掖,酒泉等

地创办教会和福音医院.1938年初,受党的委托,到河西营救西路红军被俘,流落人员时,

残遭杀害.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是一位匡扶正义,同情革命的爱国者,也是一位博

爱为怀,济世救人的基督徒.《西记》中三位英国修女在河西布道的日子,正是高金城在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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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传教的时期.据《西记》记载:高金城一面治病,一面传道,并主持教务.三位修女曾受

他盛情款待.甚至有蒙古王携妻带子数次从阿尔泰山北边前来求医;亦曾为受虐待的小女

仆割去冻伤溃烂的脚.关于他的生平记述为:"他十六岁时皈主,后来学医,忽然蒙主选召,

叫他离开河南,往甘肃去传道.这时候,他二十七岁,他就收拾行李,携带妻子并两个女儿往

西北来,一面行路,一面传道,到了甘州,好象听见主说,'这是我为你预备作工的地方.'他就

在甘州住下了.渐渐有男女信了主".而关于高金城1925年在酒泉被捕入狱的前因后果,

《西记》的记述,应该是最早最直观的."甘州的基督徒不肯种 粟,惹那些非基督徒的忌恨.

正值一个大庙会的时候,雇了几个流氓,攻击教友卖书的摊子.他们就互相打起架来,偶然

间有一个老乞丐死了,仇敌们就控告教友们杀了人,兵丁来捉了二十个教友下了监狱.人们

都说教友并未曾杀人,但是官府仍不释放他们.教会里有一位有道德热心的医生,对于教会

甚有助力,官对他说,你们的教友在监里死了一个,彼此相抵,和平了结罢.过了不久,这位

医生因为保护一个受屈的穷人,惹了仇敌的嫌恶,就诬告他曾劫牢反狱,救出一个回回来.

上文所说将小女的坏脚割去,就是这位医生.小女的主人深恨这位医生,将他捉拿下在一个

黑洞里.他在里头四十二天之久,我们设法要救他.兰州的官也过堂审了他一次.但他批

的不公.后来兰州又派了一个委员要审查.他来审查医生毫无罪过,并且见证人都异口同

音的说监牢并未曾破.正在那时候,甘肃的省政府起了风潮,冯玉祥的军队也来了,不久到

了肃州,他们将一切事都赶快改良,街道加宽,为贫孩开设工厂等,所以后来医生到兰州去再

过了一堂,就被释放了.冯玉祥派他为红十字会的医生.他在监牢里身体瘦弱,出监后渐渐

强壮起来,他感谢主,因为配为耶苏的名受苦他以后更有力量为主作见证".

应该说《西记》的史料价值首先是基督教的,因为它整体反映的是那时甘肃一带的基督

教.但它同时也是非基督教的,因为它亦反映了那时甘肃除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民族,民俗,

政治,经济,交通,地理等社会生活诸方面.尽管它的观点是基督教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所

体现的史料价值才具有特殊性.

参考文献:

《中华基督教会年槛》第四期,中华续行委办会编.1917年.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

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出版,1985年2月《甘肃省基督教志》甘肃省基督教三

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印.1989年11月.

《高金城烈士事略》关维民,全士英,《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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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下吊英灵──被俘红军蒙难纪略

在西宁市凤凰山下的烈士陵园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红军墓。每当人们来到这里凭吊英灵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烈士们艰苦卓绝的斗争，不能不想起他们血染河湟的壮烈情景。

1937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征甘肃河西，经过和优势敌军的殊死较量，虽经英勇奋战终于遭到失败，有6000多名红军被俘解往青海。一批批落难红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马家军的屠刀、皮鞭驱赶下，艰难地行进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海拔三四千米的祁连山区。伤病严重的战俘，被马家军就地杀害。年仅12岁的红小丫张文秀被活埋于民乐县的炒面庄，妇女独立团一营营长胡延秀被砍杀于大坂山下。景阳岭上敌人将两名红军战士手脚捆住缠上棉花浇上油活活烧死；有的战士被匪徒捅了一刀后，将肠子抽出拴在马尾上活活拖死。还有的被活活用石头砸死。在这条押解战俘的血染道路上，惨遭杀害的红军战士竟达300多名。

到了西宁，有3000多人被送至乐家湾等地， 囚禁在各式各样的集中营里，去为那些统治者服苦役；有1000多人被送往兰州交给国民党当局；有1600多名伤病严重和“迷信共产主义甚深，不易感化”（引自马步芳的一次讲话）的人，大约分七次，被活埋于西宁南滩各处。活埋都在晚上进行，马步芳命令要做到“四不准”：不准掌灯，不准放枪，不准留下杀人痕迹，不准跑掉一个人。每逢活埋人时，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但红军战士坚信共产主义必胜，高呼革命口号，视死如归，英勇就义。

在集中营内的红军战俘，有如生活在人间地狱里，幸存者每人都有一本鲜血淋淋的帐簿。有的被当作猎物而打死，有的头被割下来挂在高杆示众，有的被折磨得双目失明，赶出厂门，惨死街头；有的不堪凌辱虐待，愤而自尽；马步芳之弟马步瀛甚至从红军战俘身上取下30个人胆去配药养身。

现今西宁市东关新华布鞋厂的大院，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蒙难和遇害的所在。孙玉清，湖北红安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后来转战各地，屡立战功，逐渐升任师长、军长。西路军西征时负伤被俘而落难西宁。马步芳一会儿亲身“宴请”，一会儿令人劝降，时而动之以情，时而诱之以利。但孙玉清正气凛然，软便不吃。马步芳技穷匕首见，遂下令将孙玉清将军秘密杀害。孙玉清在遇害的当天下午还在走廓里练刺杀，准备一旦逃出魔窟，仍将驰骋于挽救民族危机的抗日战场。他被绑在后院马槽旁的一个柱子上，面对刽子手马昌龙带血屠刀，从容镇定，毫无惧色，怀着对共产主义理想必定能实现的坚强信念而慷慨就义，时年仅28岁。

烈士们的英勇斗争事迹和被惨害的情景，令人久久不能平静。但堪为欣慰的是，不论幸存者还是死难者，，都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崇敬和优抚。1949年，青海解放时，流落在各地蒙难战士尚有490多人，都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抚血、关照，经济上给予定期定额补贴和公费医疗，政治上给以“老红军战士”称号和崇高的社会地位，西宁、循化等地还成立了光荣院，专门供养红军中的孤寡老人。对于死难烈士，西宁市人民政府早于1954年就挖掘收集了他们的遗骨，1955年8月烈士陵园建成时，安葬于陵园正中，并隆重集会进行公祭。共产主义青年团青海省委于1986年在陵园大门内建立了纪念西路军在青海死难烈士的雕塑。1988年8月，西宁市又分别在孙玉清将军遇难处及烈士陵园，建立了孙玉清同志纪念碑、半身汉白玉雕像及《中国工农红军纪念馆》，当年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同志都为其题了词。1988年8月15日，纪念馆和纪念碑等处建成开放，供各族人民前往凭吊，以缅怀先烈，激励后人。

西路红军在永昌

苏永新 王若锋 搜集整理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计21800人。奉命在靖远河的豹口突破黄河天险。相继占领一条山、三角城、五佛寺，先后击溃敌骑五师马禄、祁明山部，消灭马鸿逵部一团人，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创造了条件。

  11月8日，中央根据河东战局的开展，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命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进而接通苏联。由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指挥。将西路军编为三个纵队，以三十军（右翼）为第一纵队，攻取大靖；九军（左翼）为第二纵队，攻取古浪；五军为第三纵队，待九军占领古浪后，经古浪进取凉州。11月9日夜，全军向西进发，徐、陈随三十军，王树声随九军行动。11日，三十军进至大靖，敌军工兵营投降。九军进至干柴洼，激战一天后将敌击溃。13日，九军以一个团占领古浪。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经武威城南进占城西四十里铺，另一部绕武威东北入永昌县杜家寨，停留一昼夜，西进九坝、八坝一带的豹寨布防。三十军一部西进，于18日占领永昌。同日九军在古浪战役中失利，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率余部在三十军二六八团的策应下，奉命撤到永昌东四十里堡，与三十军会合。其间，九军卫生队十多人和传令兵六、七人进入永昌境内的八坝附近，被二、三十个敌人包围在甘新公路以北的一个庄子内，凭借高墙深院与敌周旋一昼夜，弹药消耗殆尽，第二天凌晨，被军部派来的部队接应出来。21日，九军赶到永昌四十里铺时，三十军留八十九师驻守，大部己于当天占领山丹。五军也向山丹进发。西路军总部于同一天驻进永昌县城，指挥部设在驴市街天主教堂内。五军到达山丹后，接替三十军防务。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二六九团回援永昌，集结于永昌水泉子至四十互铺一线，这时，西路军驻守在东起武威西四十里铺，西至山丹300里的长蛇阵内，与敌军展开激战。

  马步芳唯恐西路军占领河西，与马步青电商后，在武威重新配备兵力，将驻防玉门、敦煌的刘呈德团速调凉州。任马元海为总指挥，分左、中、右三路进兵，沿甘、凉公路左右侧向西路红军不断地发起进攻。

  11月底的河西，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红军指战员衣着单薄，赤足草鞋。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天气中与数倍与我之敌展开了殊死搏斗。22日，西路军总部发布《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任务而英勇斗争。

  驻守在凉州西四十里铺的三十军八十八师、八十九师的二六三团，遭敌五个团的猛攻，血战三天，撤到永昌城东的八坝，又遭敌两旅骑兵的猛烈进攻。激战两昼夜，弹药消耗殆尽，红军阵地被敌人冲进两层，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砍杀敌人800多人，击退了敌军进攻。

  一天，由陈昌浩主持在西路军总部召开了红九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提出“对红九军要彻底整顿”，进行了过火的批评并撤换了九军的主要领导人。总指挥徐向前则认为：在凉、永、山这块根本没有党的工作基础的地方上，衣衫褴褛的西路军战士们，在冰天雪地中无日不在与敌人苦战。古浪九军失利，责任不全在他们身上，分析敌我形势后，于11月24日向中央陈述己见。

  25日中央复电，要西路军仍就地坚持，靠自己的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西路军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一面坚守堡寨，粉碎敌人进攻。一面开展宣传，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着手创建根据地。

  永昌是马步青封建军阀长期统治的地盘，他们与地方反动官吏，土豪劣绅残酷的压迫剥削人民，使这里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早在红军抵达武威向西进发时，永昌县伪县长段永新弃职出逃，马步青驻防永昌仅一连步兵，仓慌撤走，地方民团二百多人，自行溃散，地主富商、土豪劣绅纷纷转移财产，埋藏粮食，关闭店铺，携眷逃亡。因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一些不明真情的群众一时外出躲避。

  11月18日，城郊部分群众，听到红军到来的消息，自发地前往东关“财神楼”武家油房的道旁跪迎、围观红军进城。红军占领永昌后，总部立即派出干部、战士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八坝、六坝、东寨、头坝堡、县城内、水磨关、梅家寺、南泉、水泉子一带，张贴了中国抗日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领导同志署名的布告。主要宣传：“红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不抽丁拉夫”的纪律；“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取得军事援助，东返抗日”，“建立甘凉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用红土、墨水、白泥、木炭灰等到处书写标语。在伪县政府院内的大照壁上刷写了“联共联苏，抗日救国”八个大字。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队在八坝驻守时，不仅在街头刷写宣传标语，而且把书写的传单标语，用石头土块压在道路上，让行人阅读。在新城子宦家庄的上房内墙壁上有署名“大沽政治部”刷写的“人民的军队是救国救民的军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实行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回、汉、蒙、番联合抗日！”“建立抗日国防政府！”等标语。在县城内的钟鼓楼周围，东会馆、戏楼、县府大堂口、天主教堂、马家油房、云川书院、车马店、南关东岳庙和乡村中的公廨、庙宇、村镇、麦场、地主庄院、群众院落等各种场合，由总政治部、各部队的领导同志及宣传队的指战员，通俗地向群众宣讲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西征的意义，阐述开辟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打土豪，分田地，穷人闹翻身，求解放，人民当家做主，支援红军的道理。总政治部的前进剧团在沿途和驻地向群众宣传演出。红军总部将县城粮仓内的一部分粮食救济贫困市民，又将城乡地主老财储存、埋藏、转移的粮食、食油、布匹、皮毛、被服等物资揭发收缴，除留部分为红军补充给养外，其余就地分配给穷苦农民。红军总部司法机关将旧政府反动科长张天佑，李斋堂；警察局警佐王树民；原国民党永昌县二区区长杜富堂；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地痞许寿山；辱骂驱赶红军战士、抗拒缴纳物资的恶霸地主王开明；殴打红军战士，在面粉中掺假的地痞无懒屠五干狼；还有在红军中散布谣言惑乱军心的四川游民刘何等进行审判处决，赢得了人民的称赞。群众看到红军的一言一行都是为穷人的，一些外出躲藏的群众都陆续回到了家里，和城郊许多有觉悟的农民、工人积极协助红军工作。并在群众工作中注意发现培养骨干，壮大革命力量，开展地方工作。

  西路军总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初步奠定的群众基础，在与敌军战斗的同时，着手组建各级苏维埃政权。11月23日在总部召开了县城百余名各界群众代表会议，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及总政治部、供给部等部队的领导同志出席并讲了话，会议提出了创建根据地，建立中华苏维埃永昌区临时政府的提议，当即得到与会各界代表的一致拥护，遂经民主协商，推举受恶霸地主剥削压迫深重，为人耿直，思想较进步，有文化的农民狄万川担任临时政府主席。与此同时，总部还派出黄部长、关部长、汪部长（名字不详）、青年部的王青部长、妇女团的团长王泉媛（女）、罗部长（女）、曾科长、祁科长和姜科长等一批干部深入各街道、各农村开展基层政权的筹建工作。于12月初，分别在县城、乡相继成立了县城东南隅乡、西南隅乡、西北隅乡、东北隅乡，五坝村，头坝堡村，西十里铺村、水磨关村、梅家寺村、赵家庄村、通信堡村、郭家南庄村和水泉子村苏维埃政府，并分别组建了青年队。在此基础上，于12月5日各基层政权选出的代表佩戴红绸缎的“代表证”来县城集会。城郊的部分群众也参加了大会，民主选出由手工业工人、农民、军队、干部为主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委员会（其中军队委员四人，名字不祥），政府主席张仲科、副主席狄万川，委员王思福（负责军事，兼青年大队长）、张德文（负责财政）、刘万祥（负责粮秣）、冯怀义（负责民政）、杜有才（负责民运）、曹有得（负责民运）、许教琪（负责内务），并将选举结果公告于众。同时组建了青年大队，人数达1000余人。组织了由二、三十名青壮年妇女参加的妇女代表会。组织了儿童团，人数达30多人。区苏维埃政府设在旧政府衙门内。大堂左侧檐柱上挂有“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的木牌。发动群众，支援红军。

  11月下旬某晚，总部命令前进剧团到九军驻地慰问演出。次日清晨五点钟随同九军的几名保卫人员从县城出发，至二十里铺附近，即与敌军遭遇，剧团人员遂退入公路南郭家下磨庄，匆忙布防，敌马步銮骑兵团（黑马队）已围向庄子，不停地用炮火攻打，剧团人员弹药极少，形势十分紧急。这时敌人用密集的火力向庄子扫射，并有七、八个敌人爬上庄外高树向庄内射击。正在屋顶上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指导员廖赤健（女）中弹壮烈牺牲，战土们奋勇反击，把树上的敌人打落在地。但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更加猛烈进攻。在整天的激战中，剧团政委易云钧（一为易卫精）、团长周武功、副团长汪贤臣、导演任弼煌等十多名干部、战土英勇牺牲，不少战土负了伤，活着的人都滚打成一个土人儿，仍不顾饥寒，英勇抗击。傍晚，接到三十军八十八师郑维山政委派人来送话：要设法突围。这时弹药已尽，只有刀矛、棍棒、砖块、石头，在准备突围时，不料敌人用汽油浇在柴禾上烧开庄门，蜂拥而入。剩下的五、六十人浴血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被俘。

  11月25日，八坝战斗后，敌人向水磨关迁回，企图切断永昌、山丹之间的联系。三十军八十八师与敌激战一昼夜，在八十九师的驰援下，将敌击退，毙、伤敌600余人，红军损失也很惨重。

  从11月22日到12月3日，红军在十里铺、水泉子、梅家寺、王信堡、武家油房、东十里铺等县城外围与敌军展开激战。

  12月13日，西路军总部电台工作人员董良诚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立即将电文送给陈昌浩、徐向前。在前线与敌厮杀的红军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时，个个欢呼雀跃，有的战士把被子弹穿了几个窟窿的帽子抛向天空。战士们热泪盈眶，互相紧紧拥抱……积压在心头的悲愤一下迸发了出来，高呼“打倒反动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打内战，不能便宜了他”。总部及各部队分别在县城、水磨关、南泉、头坝堡等地召开群众集会，广泛宣传“西安事变”的由来及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还表演了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逼蒋抗日的“活报剧”，并派人到前沿阵地向敌军喊话：“马家军兄弟们，卖国贼蒋介石被逮住了，咱们都是中国人，别再打内战啦，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把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

西安事变后，永昌战场上枪声渐稀，局势一时变幻莫测。马步芳听到西安事变电讯后极度震惊，顿时陷于慌乱之中，又怕驻防兰州的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部在西安事变的影响下挥戈西进，势必会腹背受敌，加之西安事变前途未卜，因此先密电马元海、马彪、马朴等严加保密，以安定军心。后看到各方通电声讨张、杨，形势日见明朗，即决定通电响应，遂电令马元海加紧对西路军围攻。一时腥风血雨又笼罩着永昌上空。

12月25日，敌人用千余人的骑兵向县城外围和九军二十七师防守的东二十里堡疯狂进攻，刘理运师长和他的战士浴血搏斗一整天，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而壮烈牺牲。红军在县城外围的战斗步步失利，于26日夜放弃堡寨，集结于城内。这时靠供给面粉的水磨关、北海子一带的水磨也被敌军占领，以毛驴拉石磨磨面已不能解决吃饭问题，只好煮小麦、豆子吃。在此情况下，三十军仍派部西进山丹，驰援五军。

  为了加强县城防务，机关人员亦纷纷上城，日夜防守，准备手榴弹和砖头、石块随时迎战敌军。12月27日拂晓敌军以五个旅、七个民团进攻县城，敌人的云梯队，刚到城下，就被城头上的红军战士用土雷、手榴弹和机枪、步枪、石块打退。驻凉州的空军派出3架飞机，配合敌军攻城，又扫射投弹，又扔传单，一红军炊事员拣起传单说：“敌人的炸弹够历害的，可这玩意儿只能当作引火柴”。发怒了的红军战士用步枪对空射击，击伤一架敌机。敌人受到重创后，估计攻城无望，又从山丹调马志武团（黑马队）增援永昌，在焦家庄南沿沟滩遭到红军的英勇阻击，被迫敌酋变更策略，变攻为围。九军、三十军和西路军总指挥部在永昌坚持40天，根据中央军委“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的电文精神，于12月28日夜晚悄然离城向西进发。撤离前把无法带走的武器埋在东小十字民宅院内（现供销社商场处）。西路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浴血奋战，毙伤敌军6000多人，自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过河时的21800人减至15000余人。

  29日凌晨，敌刘呈德团发现城内沉寂，才知红军已转移西上，随即涌入城内，仅俘获红军后勤工匠及骆驼等严令执法队摧毁永昌区（县）苏维埃政权，残酷镇压红色政权成员及革命群众。张仲科、王思富、冯怀义、许教琪、李万被杀害，狄万川被拷打致残。西路军转战倪家营子时，军政委员会总部派牟迎春为中共山（丹）永（昌）县委书记来永昌，领导人民继续斗争，由于敌人的疯狂搜捕和严密监视未能开展工作，苏维埃政权从此停止了活动。

  西路军在梨园口、康隆寺相继失利后，失散、因伤、病遗留在永昌的红军战士遭到反动军警、民团、土豪劣绅、保政人员、地痞流氓的疯狂搜捕、审讯、杀害，妄图割断红军同人民的联系。但永昌革命人民及各阶层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用各种方式养护伤病员，掩护失散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流落在永昌的西路军男女红军战士约200多人，后来大部分返回原籍和移居他处，到1949年9月永昌解放还有男女七、八十人。

  1984年县人民政府拨款建成革命烈士陵园，为西路红军烈士树碑立传，将他们的英雄事迹载入史册，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注：（本文参考了《历史的回顾》、《西部悲歌》、《血染河湟》以及永昌县党史办《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各级政权创建经过及情况资料》、《永昌人民掩护营救西路红军伤、病被俘失散人员概况》等有关文献资料。）

☆ 共产阿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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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6-1-26 字体:【大 中 小】

引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第四方面军所属的五军、九军和三十军奉命组成西路军渡黄河西征，进入河西走廊。蒋介石看到红军雄峙西北的战略状态惊恐万状，急命统治甘肃、青海两省的反共军阀马步芳等纠集十多万人防堵、围剿西路军。

从1936年10月至i937年3月，西路红军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名，但终因敌众我寡，最后遭到失败，一万余红军指战员血洒疆场，八千余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后不幸被俘或失散。西路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成为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西北军阀、当时的西北“剿匪” 第二防区司令、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曾经将西路军被俘人员五千六百多人分批押到青海进行血腥镇压，这其中还有四百多名红军女战士。

共产阿奶

导语——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显得极端渺小和无知无能，只是紧紧拥抱着她们放声痛哭，哭，哭。

“莫哭，闺女，阿奶现在好着呢！”老人家一边豁达地宽慰着我，一边用粗糙的手掌悄悄抹去脸上流淌着的泪水……

正文之一

她们同在西北生活的信奉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阿奶们一样，头上蒙着黑盖头，身上穿着青布衣裳。多少年来，村子上的人甚至很少唤她们的真实名字。她们年轻的时候，被人唤作“共产丫头”，老了，被统称为“共产阿奶”或者“共产阿乙下”。阿乙下，系当地妇女常用的名字。

其实她们的原籍都在四川，她们都是汉族人，何以落脚到此处？请看民政部门的失散红军战士登记表：

马二娜，原名杨秀莲，1936年冬在甘肃梨园口战役中被俘后，押往西宁军工厂做工；1937年在临夏马步芳的旅长马应相家当长工，后与一长工逃到青海贵德县，以后嫁到同仁县，1941年到循化，务农至今……

刘阿乙下，原名刘文品，红军某军文工团干事。1936年冬在甘肃康乐寺作战被俘，次年被马匪营长带到家中当妻，1940年后嫁给韩来者布，务农至今……

何自力哈，原名王秀英，五军四连通信员。1936年冬，在甘肃高台战役失利后被俘，押送西宁。次年被马匪卖给地主白兴阿訇为妾，三年后嫁现在的丈夫，务农至今……

……

请注意：登记表上的“嫁”，多与转卖为同义词。

岁月奔流，大浪淘沙，人民不会忘记红军当年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也不应该忘怀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战士们悲壮的西征。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第四方面军所属的五军、九军和三十军奉命组成西路军渡黄河西征。仅西路军总部直属的妇女先锋独立团就有一千三百多名经过长征的女战士。

从1936年10月至i937年3月，西路红军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名，但终因敌众我寡，最后遭到失败，一万余红军指战员血洒疆场，八千余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后不幸被俘或失散。西北军阀、当时的西北“剿匪” 第二防区司令、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将西路军被俘人员五千六百多人分批押到青海，进行血腥镇压，这其中还有四百多名红军女战士。

当年，被俘的西路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马步芳召集军政要员隆重“会见”他的时候，义正词严。马匪高官被这位年仅28岁红军战将的勇敢和坦然所震慑，所折服。他们知道这是个难得的人才，确实很想要“软化”他，而孙玉清斩钉截铁地答复：

“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的！我生是为劳苦大众，死也是为劳苦大众！”

之后，孙军长和他的许多官兵一样光荣就义。只可惜，还有很多宁死不屈的官兵却是欲死不能。

也许这种生不如死的活比死更为艰难。历经万般磨难，他们和她们竟像家乡生长力极强的楠竹一般，在生不如死的隙缝中坚韧地活下来了。

活，活得那么艰难，一熬就是几十年……

正文之二

循化县，是撒拉族群众聚居的地方，那里至今残存着神话中大禹劈山导河的遗迹，那里的人们仍旧严守着本民族长久沿袭下来的各类习俗。在这个县白庄乡乡政府附近一所快要坍塌的土房里，住着一位阿奶……

她叫苏贵莲，原籍是四川巴县。1934年参加红军，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队队员，我去拜访她的那年，她64岁。也就是说，在一条山战役中被俘那年她才仅仅14岁。

握着苏阿奶粗糙的手，我用标准的普通话对她说：“阿奶呀，您老人家可好啊！”

老人家泪水涟涟地摇着头，嘀哩嘟噜地讲着撒拉话，翻译告诉我：“阿奶说，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听——不——懂！”

那么，我就跟她说四川话。她还是在拼命地摇着头，翻译难过地摇着头：“不行啊，她说这么多年她全忘记了，连家乡话也听不懂了……”

房间里黑洞洞的，连个座位也没有，老人家拉着我的手到了她的屋后小院儿，院儿里中着豌豆、蚕豆和菜蔬，我们就坐在地埂上。老人家边说边嚼着从地里薅起的豌豆苗，嘴角上泛着绿沫子。

她说她不识字，再加上当时年龄太小，模模糊糊只记得因为立功，上级曾经奖给她一块红绸子，可甚至连为什么立的这一功都根本想不起来了……

可是，长征的历史记载着她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数次翻越雪山，三过草地，英勇奋战。无疑，这位活蹦乱跳的小宣传队员，同男同胞们一样迈着坚实的步伐走过了这艰难的历程。她和大家一样，在绝粮困境中因为吃野菜、黄麻，吃肿了嘴巴；在气候异常寒冷的川康过冬时，她也瑟瑟发抖地披着棕榈制的御寒衣；西征时，她又随着三十军将士义无反顾地出征了。

1936年10月25日，红三十军、九军、五军奉命依次从甘肃靖远县黄河上游河包口西渡黄河。

10月27日，红三十军于吴家川、尾泉等地击破敌骑五师马禄的第一旅和祁明山的第三旅的阻击。

10月31日，红三十军在一条山一带击败敌人，占领了一条山地区大部分村寨。

11月2日，马步芳派去增援的两个骑兵旅进至—条山一带，企图夺回一条山和解救被我

军围困之敌，被红三十军击溃。

11月上旬末，红三十军经大靖、土门子、黄羊镇、凉州城南，进占永昌打甘州(即张掖)。

11月18日，红三十军攻克永昌。

11月21日，红三十军进占山丹。

11月23日，敌五个团向我军阵地猛扑，红三十军与敌在永昌、东四十里铺激战三日，迄12月3日又先后在八坝、水磨关、永昌城等地发生激烈战斗，共歼敌六千余，并击落助战的敌机一架，但自身已付出了很大伤亡……

……

就是这样，红军战士在敌军四面阻击围困、给养十分困难的恶劣形势下，在零下二三十度的甘西高原与马家军鏖战、搏斗。

苏贵莲究竟是在那个战斗中怎样与大部队失散的，因为年纪太小，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她只记得自己随着大姐姐们结伴而行。走啊，走啊，两边都是大山，她们顺着窄窄的峡谷拼命地奔走，拼命地寻找部队。该往哪里走？谁也不知道。天寒地冻，可是西路军没有御寒服，战士们全都是身着单衣。她们全身不住地在发抖，瘪瘪的肚子已经多少天没进过粮食了，咕噜咕噜不停地叫唤着，大家一边走一边哭，不止是谁带头叫起了妈妈，大家全都随着叫起来：“妈妈，妈呀……”

有一天，她们突然遇到了一片弃耕地，地里还有一些没有割净的豆角，带队的大姐兴冲冲地奔了过去，想给大家搞点儿吃的。此刻，一伙土匪突然举着刀向她冲过来。

“别管我，快跑，姐妹们！”她拼命地喊着。

第二天，当这群女战士回到这里寻找她时，只见她被赤身裸体地绑在树上，下身全被刀子捅烂了！大姐死未瞑目，她张着嘴，瞪着眼，眼睛死死地望着远方……这位大姐平时为人豪爽，个子大，力气大，人称“土大炮”。叫惯了绰号，苏贵莲连这位大姐的真实姓名都叫不出来了。

大姐不在了，我们的部队又在哪里？在急切的奔波中，她们被搜山的马匪发现，堵住了前路和后路，一番殊死搏斗之后，她们全部被俘。像对所有被俘的红军一样，她们被剥光了衣服。当匪兵们发现这些剪着男式发型的竟是一群姑娘时，兽性大发，对她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摧残。

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谁个甘受这般侮辱？

在梨园口战斗失利后，女战士中有因反抗马匪，被嘴里填满沙子，惨遭轮奸的；在高台战斗失利后，一位男战士不忍姐妹被马匪蹂躏，大骂敌人，当即就被四马分尸；在被俘后，一位女战士用枪打死了侮辱她的匪营长，之后，被敌人用钉子钉在水城门的一堵墙上……

在敌人野蛮的迫害下，苏贵莲和大家仍旧勇敢地斗争着。可是反抗愈加强烈，迫害也就愈加残酷，敌人硬是把她们赏给下级军官做老婆！

与其这样，不如烈死！可惜她们连根上吊绳、连把割肉的刀子都没地方寻找！就这样，苏贵莲被赏给了大她一轮的连长马老三。

“放心，再苦我也不会把你推进火坑。”马老三对眼前这个弱小顽强的女孩子动了恻隐之心。小姑娘坚决不从。他真的怜惜她：“我好好待你，咱们老了一个根根，死了一个坑坑。”

“你要是对我好，你就脱了这身黄皮！”

马老三真的就离开了队伍，在甘州打了一年零工挣下钱，赶着牛车翻山越岭地把贵莲拉回了老家托巴村。他按照撒拉人的习惯让她带上盖头，她就不，她的脑袋是戴红军帽子的！于是老三就给她戴，刚刚戴上，她又扔了。她就不扫地，他扫；她不会烙馍馍，他烙：“我不跟红军做对，你怀娃娃了，咱们不能让娃受苦……”

贵莲是非常侥幸的，她没有再被反复转卖，并且还知道了一些其他事情。

原来，马步芳残酷地把循化当成了他马家军的发祥地，这里的男子小到十四五，大到四十五六岁都被抓壮丁，马老三就是被迫当兵的穷苦人。正是因为他是给马匪当的兵，贵莲对他一直保持着强烈戒心。可是再戒备，也挡不住她一个又一个地怀孩子。孩子们有的生下来了，有的就死在肚子里了，难啊，疼啊……每当这时候，她就想想部队首长们在战斗失利时，不是含泪告诉大家先自谋生路，等十年革命胜利后再来接她们吗！

只可惜全国解放时，这位阿奶已经全部撒拉化了。

土地改革的时候，负责民政工作的同志向她征求意见：想不想回老家？

想啊，那天做梦都在想。可是她已经不会说汉话了，而且马老三因为当过匪连长，算是历史反革命，被判劳动改造五年，如果自己再一走，身边这一大群娃谁带呢？再说，从循化到西宁要走那么多的山路，她认不得呀……

可是马老三终于没有回来。她很穷，一直借人家的房子住。她的女儿比她还能生，总共生了十四个娃！

苏阿奶说她也有自豪的地方。其一，多少年，她什么苦活儿都干了，可就是从未伸手向国家要过什么；其二，“文革”中有人要把她打成叛徒，她怒吼起来，把对方给吓住了……

——“我吼，说我是叛徒，你把证据拿出来！”

——“我吼，你们今天能吃上饭，是我们打的天下！！！”

正文之三

阿奶姚自珍，是当年从“万人坑”里爬出来的红军战士，眼下，她住在傍着别人平房搭起的小泥屋里，是西宁市市民的劣等住房。每天上午她要到菜市场捡烂菜叶，晌午回来后要剁菜喂鸡……

“那时候……”阿奶实在说不下去了，当年从“万人坑”里面爬出时受风了的右嘴角剧烈地抽搐着，她拉着我的手放声大哭。

姚自珍，四川苍溪县人，原红五军的班长。1930年参加红军时才13岁，在河西走廊被俘时为20岁。

战败被俘后，她们被关押在张掖的某一天，马匪军官忽然对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喊道：“喂，送你们回老家去！”

听到此话，人们将信将疑，可能吗？他们中许多人的家乡都在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大家亲切地将它们简称为“通南巴”，谁能不渴望回到曾经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苏区”的通南巴呢？回到那里重整旗鼓，无论那里的局面变成什么样子，无非豁出去再干他一场吧！然而，很快大家就明白了马匪指的所谓“老家”——红军儿女将在十天内走完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赶往西宁，在西宁，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天灯”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姚自珍永远忘不了在那阴冷的日子里，她们用裹着破皮子破毡子泛着脓血的双脚，刚刚十分艰难地走到西宁，马匪就逼着她们坐成一圈儿“开会”：他们从她们中挑出一些眉清目秀的姐妹带走后，又押着留下的人们继续走。第二天，反动军阀马步芳摇头晃脑地出来亲自“训话”，不久，被俘红军就被带到了已经挖好了的埋人的大坑前面。这是两个长四丈、宽三丈、深六丈的大坑。随即，刽子手们便肆无忌弹地挥舞起了手中的大刀。他们用大刀顺着人头乱砍，有的甚至当场就挖下了红军的眼睛、鼻子、耳朵！后来砍都来不及了，索性就活埋。

面对人头滚落的“万人坑”，身着单衣、备受折磨的英雄儿女们毫不畏惧，大声喊着“怕死的不是红军！”“红军是杀不完的！”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