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端锋:新农村建设若干问题研究（2007.12）

来源：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07-12-21

内容提要 当前，学术界对新农村建设的讨论多集中在宏观论证和具体行动两个互相脱节的极端，本文结合笔者参加的新农村建设试验，试图对新农村建设的若干问题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清理，在中间层面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结构制约，中国道路

  一、新农村建设启动的现实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家在农村推行了两大基本制度：一是土地承包责任制，二是村民自治制度，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由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20多年来这两大基本制度基本上决定了我国农村政治社会的基本形貌和运行机制。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政策的一个基本导向是，国家逐步撤离村庄，市场机制日渐发挥主导作用，土地权利进一步明确化，村庄政治进一步选举化，这一导向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我们在广大的农村看到，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公益事业举办难、农民福利缺乏保障等问题又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在政府的“良策”和学者的“高招”一路高歌之时，中国农村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却日见衰败，最终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国家近年来先后推行了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先是费改税，紧接着又免除了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并以乡镇体制改革为其配套改革。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之最，被称为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税费改革这一惠农政策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继续做出相应的调整，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

  从总体上来看，前一阶段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在农村之外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即“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农民”，于是，开放户籍制度、发展非农产业、进行小城镇建设以及转移农村劳动力等便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思路，但由于农民人口基数的庞大，9亿农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可能顺利地从农村中转移出去”。也就是说，以前“消灭农民、消灭农村”的思路是有问题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所以，才导致了“三农危机”的发生，而税费改革则是对“三农危机”的被动应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体现出国家在应对“三农”问题上的一个主动姿态，并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根本转向，即从“消灭农村”转向了“建设农村”，这一转向将对今后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新农村建设的结构制约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不光对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农村建设是对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重新回归，在笔者看来，中国道路正是以为中国9亿农民想办法、找出路为起点和基点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和研究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撑，为了理解新农村建设的这一基础性意义，则需要我们对中国式发展道路有一个结构上的重新理解和判断。

  (一)中国在当前世界(产业)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

  当前，在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讨论中，有很多人对这一前提性问题缺乏应有的自觉，而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欧美话语和主流范式的支配，从而极易导致对中国问题的隔膜和判断的失误，[FS:PAGE]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出路在于市场化，结果却会适得其反。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中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重创，像东北老工业基地、武汉和重庆等重工业城市，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东南沿海城市的轻工业(像电子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导致“产业结构的轻型化”，只能用“牛仔裤换飞机”。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些产业的生产线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中国的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生产的是零部件，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企业所得收益只占总收益的极小部分，当然这是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企业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极易受到市场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处于产业链条上端的跨国公司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把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转嫁给处于产业链条末端的中国企业，从而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中国是世界上石油、铜、大豆等许多大宗原材料的“大买家”，却没有大宗原材料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要随时无奈承担国际市场投机涨价的风险，中国成为全球的加工、生产中心，但主导了生产却主导不了贸易，中国企业处于产业低中端加工生产环节，成为遭受境外企业、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三明治”。

  德国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李斯特的深刻洞见更可为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洞察力。李斯特所处的19世纪前半叶是英帝国时代，英国是世界工厂，提倡自由贸易，而李斯特早期也是亚当 斯密的信徒，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只要有“看不见的手”就万事大吉了，但当时的事实很快让这位年轻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的经济学家改变了看法。当时，英国的工业品像潮水般涌入了德国，大大挤压了德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生长空间，李斯特从当时德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了迥然不同于自由贸易学说的贸易保护学说，针对反对派的不同观点，他区分了财富与财富生产力这一对概念，他认为与英国进行自由贸易也能得到财富，但并不能得到财富生产力，相反恰恰是以破坏财富生产力为代价的，财富生产力主要是制造业，他认为制造业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若没有相对齐全的制造业体系，一个国家就很难说是真正自主的，所以，他建议当时的德国和美国这些相对于英国来说处于二流地位的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国家当时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很快发展起来。目前，中国主流的观点也会认为当前的世界产业体系给中国带来了财富，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较为明显，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正是以逐步破坏中国的财富生产力为代价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辛辛苦苦缔造的重工业体系受到了重创，出现了所谓的“产业结构轻型化”，严重危及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自主。所以，我们应对中国在当前世界产业体系或结构中的位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约束性条件，也是中国问题研究包括农村研究的前提性预设，研究者应对之进行充分的讨论，而它也正构成了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前提性条件。

  (二)全球性的资源约束与中国道路

  建设节约型社会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关键词，其中的原因需要我们以全球性的视野加以认识。1950-2003年，全球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提高了3倍，对燃料的需求提高了4倍，肉类需求增长550%，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400%。与此同时，全球GDP增加716%，商品交易量增长1568%，全球广告支出增长 965%，出境旅游人数增加2860%。1950年全球共有汽车5300万辆，而到2002年增加到5.65亿辆；纸张消[FS:PAGE]费在1961年到2002年间增加了423%，房子越住越宽敞，汽车越开越豪华。世界上约有17.28亿人过着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占全球总人口的28%。其中，美国有2.4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84%；西欧有3.49亿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89%；日本有1.2亿人，占该国的95%；中国有2.4亿人，约占全国的19%；印度1.22亿人，占全国的12%；俄罗斯6100万人，占43%；巴西5800万人，占33%；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只有3400万人，仅占地区总人口的5%。全球工业化发达国家中共有8.16亿高层次消费者，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 80%，1个美国孩子的消费相当于125个印度孩子的消费，如果全球63亿人都来效仿这17亿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那么全球的水、能源、木材、矿藏、土地等资源将不堪重负。

  全球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这一问题以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西方的绿色运动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但正如以上数据所揭示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了绝大部分的资源，美国人占世界人口6%却消耗了35%的世界资源。所以，从资源约束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上就只能有一个美国。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瓶颈效应日趋显现，战略性资源约束日益强化，虽然资源获取的全球视野已经打开，但对全球资源的“获取能力”较弱，中国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过上高消费的生活，撇开道德价值不论，也许中国大多数农民就只能过另外一种生活，也就是贺雪峰教授所讲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更大胆地讲，当资源问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时，人类历史的拐点就可能出现，而传统儒家所主张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会成为全人类的选择。

  (三)中国农村实现城市化的方式。

  历史上的中国大部分时期处于农耕文明的时代，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同构，很多在外做官的人退休后都会告老还乡，在外发财的人一般都会回家买田置产，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怀，也就是说，中国的城乡之间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互通的。在19世纪中后期以后，由于开放通商口岸，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开始发展起来，中国的农民也开始到这些城市经商或务工，开始了其城市化的历程，人类学家杨懋春在描写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沿海地区的村落的著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提及。山东台头村在胶东半岛，离青岛很近，当时有很多人到青岛做工或经商，但他们并不放弃在农村的房屋和土地，老婆和孩子一般在农村，这些外出的人也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杨懋春认为这样一种方式要比他在美国看到的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好得多。当然有人会说美国后来基本解决了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中国也应该“鼓励农民进城”，不用担心所谓的贫民窟问题，但我们同样应注意美国在当时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一战后，美国开始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主导性力量，拥有大量殖民地，可以把本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负面后果通过战争和不平等贸易转嫁给殖民地国家，其他早发的现代化国家也都拥有这样的条件，而今天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条件，相反，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利位置，中国的生存空间不仅不可能向外延伸，还时时受到挤压，只能自己消化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向外转嫁。另一个因素是，今天的中国拥有9亿农民，远远超出任何一个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农民数，所以，中国的农民问题和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更复杂、更棘手，单靠“羊吃人的运动”是根本不行的，中国农村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就像韦伯所讲到的，德国的农村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德国的农村问题[FS:PAGE]与美国的农村问题根本不是同样的问题。那么，由于中国农民人口基数的庞大，城市就业机会的有限性，9亿中国农民在短时期内是根本不可能从农村迅速转移出去的，中国的城市化就只能走城市建设与乡村建设并行的道路，让农民工能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建设乡村而不是破坏乡村，让农民能在城市里呆不下去的时候，愿意并且能顺利回到乡村，“力避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器。

 (四)中国人的哲学观即中国人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

  在当代中国，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开始无所不能地改造着这块古老的黄土地，货币开始成为衡量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唯一标准，消费主义借着广告的轰炸似乎要荡平节俭和朴素这样的传统美德，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被“与自然为敌”的观念所取代，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麦当劳化”和“好莱坞化”，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我们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在哪里，是追求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还是走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会看到，以市场和资本的逻辑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也不过是最近二、三百年的事，而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资本和消费的逻辑只是近代以来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建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表现得最为彻底，那时的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时的西方学者就表达了他们对现代性的忧思，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就认为，货币只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所不可少的桥梁，而人终究是不能生活在桥上的。而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绿色主义运动则是对所谓的现代性的某种反动。我们也会看到，在我国的人民公社时期，节俭和朴素的生活方式成了主流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人们并不以其为耻，而是以其为荣，撇开成败不论，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逻辑在现实世界中的推演，让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与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被建构起来，那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建构起另外一种逻辑，就是我们所讲的新农村建设的内核。

  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出路

  (一)反思并重构当前的农村政策体系及其价值

  近年来，笔者在全国各地农村做调查，发现现行的很多农村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实施后果是破坏乡村，而不是建设乡村。以丧葬政策为例，国家强制推行火化政策，其目的是节约耕地，但这一政策在农村的推行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笔者在安徽肥西农村调查时发现，老人对火化是非常恐惧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灵魂会被烧掉，即使去世的老人被火化，他们的儿女们仍然会将之重新土葬，并且会把坟头做得更大一些，对国家来讲，并没有达到节约耕地的目的，而以前土葬时老人的丧事在农村的红白事中是办得最隆重的，并且整个自然村的村民都会参加，是村落社区的大事，推行火葬政策以后，由于村民认为灵魂被一把火给烧掉了，老人的丧事就慢慢简化了，这就逐步瓦解了村民“根”的意识，削弱了村民的乡土认同，从而消解了对村庄未来的预期，加速了村庄共同体的解体。另外，还有小城镇建设、普九达标、兴办乡镇企业以及招商引资等农村政策，都应该加以反思。所以，应该从农村政策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实施效果出发，对当前的农村政策进行系统的反思和重构，使农村政策真正能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不是使乡村社会更加趋于破败和瓦解，以达到建设新农村的目的。

  (二)构建强有力的乡村两级组织体系

  税费改革后，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受到了大家的强烈关注，就是税费[FS:PAGE]改革后乡村组织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应该加强、弱化抑或撤消的问题。基层干部们的共识是，乡村两级组织应该强化，因为各项农村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它们，而学界主流从乡村两级组织的运转成本这一角度提出要弱化乡村基层组织。

  这些讨论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问题。当前，学界主流话语认为，农民问题就是权利问题，就是要赋予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相应地，也就是要缩小政府权力的问题，这就是学界常讲的“小政府、大社会”。这样的讨论和话语从道义上来讲，无疑是高度政治正确的，是不容反驳的，你敢说不给农民权利吗?你敢说不约束政府的权力吗?但是，从经验和实践的层面上来看，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的道德言说，而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其结果只会给基层添乱，基层已饱受其苦。从学术层面来讲，笔者认为，它讨论的问题根本不是真问题，而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政府权力与农民权利根本不是对立的，在现代社会，公民权利从来都不是免于政府干预的消极权利，而是需要政府创设、保护的积极权利，也就是说，所有的权利都是积极权利。任何基于上述政府权力与农民权利二元对立的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乡村两级组织的正常维系，实际上正构成了农民权利的成本。也许有人认为，这个成本太大了，农民尤其是我们的小农经济负担不起，所以，就要把乡镇撤掉，但问题是，撤掉了乡镇，你能保证一种新的办法不会带来更大的成本吗?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再认识，以成本大为理由取消乡村组织并没有抓住当前问题的要害，并且与建设新农村的精神相违背，而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乡村两级组织体系，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正是新农村建设所必需的。

  (三)重新构建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公共物品的匮乏在当前农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以农村医疗为例，由于市场化改革，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大多承包给了个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把合作医疗时代培养的“赤脚医生”改造成了“经济人”，推行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卫生保健条件恶化，农村公共卫生和防疫体系成为一个空白，致使灭绝多年的血吸虫病等流行病又复发蔓延，乙肝、艾滋病、癌症等在一些农村十分猖獗，严重威胁农民的身体健康。另外，由于药价上涨，农民看不起病成为严峻的现实，毛泽东时代批判卫生部衙门的官老爷作风，指出要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而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在当时的条件下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消灭了常见的传染病和流行病，而当前市场化运作的医疗体系，必然以利益为趋向，与广大农民的医疗需求相脱节，急需构建一个新的农村医疗体系。笔者认为，建立新型合作医疗或采取其他措施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都必须抛弃市场化的思路，政府应有所作为，采取具有救济或福利性质的农村医疗政策，农业剩余甚少的小农经济是难以支撑起一个现代化、市场化的医疗体系的，其他种类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也应按上述思路来加以重构。

  (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整治乡村环境

  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乡村的田园风光有着一种美学的想象，但当我们真正走进农村时，就会发现全国大部分农村的居住环境进一步恶化，较为突出的是村庄道路差、环境污染严重、农田水利设施老化。笔者在安徽肥西县小井村发现，村庄的道路非常差，下雨天出行必须穿上长筒胶鞋，小孩子出去走一圈就会成“小泥孩”，给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在湖北洪湖的一个渔村，村民向笔者反映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湖水的污染问题，“洪湖水，浪打浪”的美丽风光已不复存在[FS:PAGE]，并严重影响到村民们的吃水问题；更有很多地方农村的农田水利设施老化，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这就要求新农村建设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着力点，优化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五)加强乡村文化建设

  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建设，更为根本的是乡村文化建设，即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这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最有意义也是最有事情可做的领域。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张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的，他所主张的现代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倡导的实际上是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注重文化建设的新农村建设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是有共同之处的，都是想重塑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走中国本位的乡村现代化之路。